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此時蔣經國不惜以強硬的態度對付反對勢力，與來自國民黨內保守派的壓力不無關聯，他從國安部門上呈的政治情報中，知悉國民黨內CC派要員對「本土化」政策極表不滿，外省勢力認為小蔣不斷啟用台籍人士，似有意「逐步將政權轉移台灣人手中」，為求自保，CC派打算暗中與「台籍有識之士切取連繫，以便進退自如」，並決定由立法委員齊世英與梁肅戎負責秘密聯繫工作。這群CC派要角還嚴厲批評國民黨的競選策略與宣傳工作毫無方向、軟弱不堪，不但無法有效打擊黨外，反而讓廣大民眾對黨外運動產生同情與共鳴，令執政黨進退失據，長此以往，台灣政局終將形成一種「外省人為國民黨、本省人為反對黨」的對立態勢。面對黨內保守力量的憤怒與疑慮，蔣經國勢必採取姿態與手段加以安撫化解。
國安與情治系統對於黨外勢力不斷坐大，同樣抱持戒慎與敵視的態度，並力主應以強硬手段對付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國安局在一份上呈蔣經國的報告裡，明確指出該年底立委選舉「偏激份子與海外叛國份子勾聯，結合不滿現實份子，利用狹隘的地域觀念，鼓煽民心，企圖作有計畫的製造事端，爭取多數當選，成立反對黨，形成反對力量，進行政治顛覆，昭然若揭」，不待蔣下達指示，國安局即主動告知各地情治單位要妥善準備，提高政治警覺，並加強情報布建、蒐證、研判與運用，以打擊政治上的敵人。也許受此類報告的影響，小蔣深信「外來勢力」正在「策動和支持國內的流氓、反動份子，利用今年的選舉機會，發動運動，企圖推翻我政府，手段陰險惡毒，來勢洶洶」。小蔣在面對鄧小平主政下中國大陸逐步走向改革開放，同時又顧忌美方斷交的壓力，其內心擺盪在究竟應以強硬手段或以寬大態度來對待反對勢力，而難以抉擇。台、美斷交風暴發生前三天，他在日記裡有這麼一段話：「惡劣的形勢緊迫而來，似有非採取強壓手段不得其定，但是此路不通，亦不可走。從政者有感無愧於心而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而作為方法，今天是我考驗『忍耐』和堅強的時刻。」或許直到這一刻，他內心依然在掙扎，努力避免衝動、對國內政治採取高壓手段，然而隨後發生的劇烈外交衝擊，讓他的思維明顯轉向強硬保守。 （相關報導： 李登輝其實「不具充分資格」，原先安排的繼承者另有其人？揭蔣經國的接班人之謎 ｜ 更多文章 ）
台、美斷交後，國府緊急宣布中止該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廣大群眾原本對政治的熱情突然轉向仇美，使得部分平素挾洋自保的黨外人士受魚池之殃，而自覺被美國出賣的執政黨人士，則與民間社會同仇敵愾，這些都助長了國府內部保守勢力的氣焰。台、美斷交後，國民黨召開國是建言座談會，與會人士義憤填膺、情緒激烈，咸認為國內社會秩序是否安定或者遭到破壞，乃是外交、政治等一切事務成敗的關鍵，而少數黨外人士蓄意製造事端，外國勢力直接或間接暗助，係為「鐵的事實」，黨內大員除主張「嚴懲政治叛亂犯」之外，甚至建議政府擬妥一份「效力應大於法律與命令」的《反共愛國公約》，要求全體國人簽字遵守，蔣經國本人也認定政治上的陰謀分化偏激份子，「應一律以共黨份子視之，必須從嚴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