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歌手鄧紫棋在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第二季比賽中破紀錄地贏得四場競演第一名，卻被香港網上激進本土派和「港獨」勢力毒罵為「賣港」，因為她在比賽中唱少了廣東歌，也因她曾經撰文為特首梁振英打氣。鄧紫棋超越狹窄的港獨思維，以實力為香港爭光。
一位年僅二十三歲的香港歌手，今年初以歌聲征服神州大地，卻意外的被香港網絡的激進本土派和港獨勢力毒罵為「賣港」，只因她在比賽中少唱廣東歌，也因為她曾撰文為特首梁振英加油。這位歌手是誰？她就是在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第二季比賽中破紀錄贏得四場競演第一名的鄧紫棋。她超越狹窄的港獨思維，以實力為香港爭光。
鄧紫棋如何崛起？她和她的團隊又是如何創造奇蹟？這要從她當初決定接受挑戰參加《我是歌手》說起……
「為什?神會選擇我上這個節目？」電話中，篤信基督教的鄧紫棋急切問道。當經紀人告知她接到了湖南衛視第二季《我是歌手》節目邀請時，她即刻反應是，打電話給教會裏的朋友。她後來回憶，她內心的緊張遠遠多於興奮。「如果排名不好，我在香港建立的成績可能就都沒了。」
教會的朋友和鄧紫棋聊了半個小時，她從慌亂中走了出來，信心又回來了。她這才告訴她的經紀人：「我可以去。」這是個有趣的開始，但以上這個橋段永遠不可能被鄧紫棋在《我是歌手》複述了。事實上，任何與宗教有關的話題，都會在大陸節目中避而不提（比如另一位參賽者茜拉的穆斯林身份）。作為一個已經受洗的虔誠的基督教徒，鄧紫棋將去一個難以公開談論宗教的地方進行比賽。
不可否認，大陸與香港之間，不論是文化還是制度都有很多差異。近年來，香港民粹情緒泛濫，鄧紫棋的大陸之行也意味著她將進入一個輿論的雷區。香港高登論壇上的一些網友對她冷言諷刺，用「北上撈金」、「向大陸獻媚」來攻擊她。
但其後發生的事情證明，她去對了。在這個中國收視率排名第一﹑讓成名歌手競唱的真人秀節目中（每兩場比賽會有一個新歌手加入，排末位的歌手淘汰），她成了最大的贏家，在目前已進行的十輪演唱中，四次拿下了第一名。這位年輕的香港歌手正在變成一個具有號召力的流行文化當紅偶像，她的演唱、言行乃至緋聞被兩岸三地熱烈地討論著。
這看起來讓人相當意外。在她登上這個舞台之時，她最初的擔心不無道理。對手均是來頭不小——包括一位發音極有辨識度被無數人爭相模仿的台灣苦情歌王，一位經歷獨特的盲了一隻眼睛的搖滾傳奇女性，一個說到主旋律歌曲就不得不提起的殿堂級歌唱家，一個面部輪廊和歌喉同樣滄桑且蘊含氣場的蒙古漢子，一個擁有厚實擁躉基礎的選秀出身的實力唱將（死忠粉絲甚至湊錢幫助他買斷上一份高達百萬元的經紀合約）……但鄧紫棋是誰？「我感到她可憐」，熟悉她的一位廣東觀?說：「電視上看起來，似乎誰也不認識她。」
在二零一四年的一月參加《我是歌手》時，鄧紫棋出道已經六年。她已經在香港及周邊地區收穫了一些名氣，但在全國範圍內，她並不出名。其實不止普通觀?，連內地的音樂界對她所知甚少。「從沒聽說過」，在節目策劃會上，當談及這個唯一代表香港來參戰的歌手，恒大音樂董事長宋柯搖了搖頭，說。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晚，鄧紫棋坐在電視前，看自己在《我是歌手》中的首次亮相。她和經紀人兼老板張丹討論起來，當全部比賽結束時，新浪微博的粉絲會有多少增長。當時，鄧紫棋使用了近四年的微博粉絲有一百五十萬。她猜道：「我可以有五百萬粉絲嗎？」
她可以。那個大膽的猜測很快就實現了。現在，她的粉絲是八百九十萬。而粉絲的變化，只是她大幅提升的人氣與商業價值所展現的一個側面。她五月要在北京開原本預計只是二千觀?的演唱會，現在將放到可裝下萬人的場館裏。
從節目邏輯上，《我是歌手》需要一匹黑馬。「對於鄧紫棋個人來說或許是偶然的，但是對於我們節目來說，這不是偶然。」該節目編劇組負責人孫莉說。
「這不意味著按我既定的想法起承轉合，」孫莉對亞洲週刊強調。戲劇效果發生的關鍵環節在於黑馬人物的選擇：「一，絕對是能唱的；二，有公?沒有看到的華彩。」
湖南衛視只是面向全國範圍播出的超過三十個地方台之一，但沒有任何一個電視台比湖南衛視在綜藝節目的領域裏深耕更久。它在一九九七年即開辦的《快樂大本營》至今仍收視紅火，「超男快女」系列的選秀比賽、《爸爸去哪兒》的真人秀，延續了它收視霸主的地位。
在某些角度看，湖南衛視仍是一個受到重重管制、有嚴格秩序的體系：外媒採訪，需要向省外事辦發出公函；它必須遵守廣電總局的「限娛令」，也曾為違反命令被予以痛罰（二零一二年就被剝奪了舉辦選秀比賽的資格）。但在不斷地開放、創新與商業化中，湖南衛視早已取得了綜藝節目資源和人才上的先發優勢。其所在地長沙在某種程度上，已是中國的娛樂之都。無數的大小的明星曾降到這裏，成為娛樂流水線上的參與者。
《我是歌手》，是湖南衛視握在手上最新的一張王牌。它的第一季在去年春天在收視和口碑上大獲成功，這直接導致了第二季的冠名費升至了二點三五億元人民幣（約三千八百萬美元。第一季《歌手》的冠名費是一點五億元），廣告總額則超過四點五億元。
這當然與人口紅利有關，投下冠名費鉅資的，是一款洗衣液品牌。通過一個節目，即十三億人的國度裏建立知名度與美譽度，對於一些快速消費品牌，這是值得一搏的投注。反過來，充沛的資金也保證了節目的製作水準。優質的季播真人秀節目，至少需要有六千萬元以上的投入作為保證，很多地方台無法承受。但這筆投入對於「糧草充足」的湖南衛視來說，不是問題。
湖南衛視不缺少堅定優秀的執行者。以編劇導演組為例——這個組的職能是規劃好幾套方案的劇本以應變，每一個成員都有十年以上的記者經驗，這保證了他們對故事的敏感性與採訪質量。這是個值得玩味的循環，多年之前，湖南台打出新聞立台的口號——這個追求至今也沒有放棄，其麾下最精銳的一批記者，卻投身到了娛樂舞台裏。
在中國做娛樂節目，湖南衛視另一個優勢是資源豐富。韓國版《我是歌手》裏的參賽者，如果不是全部，也幾乎來自於韓國本土，而湖南衛視的總導演洪濤，可以向華人世界裏類型各異的歌手發出邀請。
在第一季播出時的二零一三年春天，身在香港的鄧紫棋就已經知道了《我是歌手》。「內地出來了一個黃綺珊，你快去看看。」她的母親告訴她，並主動找到視頻給她看。視頻裏，她看到了一個有著大嗓門的女人，演繹了一首名為《I will always love you》的歌。
她與《我是歌手》的首次相遇，不能用「純屬偶然」來形容。湖南衛視的野心，並不限於本土，早在二零一一年即與香港的Now TV，共同成立了Now芒果台，引入諸如《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等湖南衛視的娛樂產品進香港，還在當地巴士和電梯裏投放廣告播放片花。香港觀?對於打上內地標籤講國語的娛樂節目，早已經不陌生，即使不看需用戶付費的Now芒果台，也可以登陸大陸視頻網站收看。
如今，更好的時機已經到來。《我是歌手》第一季的成功（台灣東森、中天兩家電視台甚至前所未有地以新聞直播形式播出了大部分的總決賽），讓湖南衛視更有信心讓「湖南製造」得到海外市場的回報。通過版權售賣，第二季的《我是歌手》在馬來西亞、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的Now TV的合作頻道裏同步直播，台灣的八大戲劇台也單獨購買了非直播的版權。
不可否認，觀?群巨大的湖南衛視娛樂節目，成了一個明星事業的火箭發射器。將明星推上高峰，它至少是當今中國擁有這種可能的寥寥無幾的渠道之一。最新的一個例子是張亮，這個現在人氣爆棚的男模在參加二零一三年末的《爸爸去哪兒》之前，有限的知名度僅僅維繫在模特圈內。
在第一季《我是歌手》中，鄧紫棋母親最喜歡的歌手是黃綺珊。那位出生在六十年代末期重慶的大嗓門女唱將，看起來與鄧紫棋截然不同。但有一點上，她們是一致的，她們都成了節目中的黑馬。
二零一三年的春天，鄧紫棋與長沙還相隔千里。在此之前，她只去過一次長沙，做了場小規模的簽售。
鄧紫棋原名是鄧詩穎，張丹與鄧詩穎的首次遭遇，是在二零零六年一場名為「Spice It Up 」的唱歌比賽上。他是決賽的評委，正在為他創立的音樂公司尋找下一個「鯊魚苗」，而鄧詩穎是十幾個選手之一。上場前，主持人介紹她將唱一首自己創作的英文歌曲《睡公主》。幾分鐘後，張丹記住了這個小姑娘，她可以自如使用一種高亢清亮的轉音。鄧詩穎成為那個比賽的冠軍。
幾天後，張丹約她和另外幾位參賽者在咖啡廳見面(其中也有後來成為歌手的JW)。像所有的藝人選拔流程一樣，他問了一些譬如「若有機會想當什?類型的歌手」之類的常規問題，大家分別回答。十五歲的女校學生鄧詩穎並沒有特別打扮，她告訴張丹，她喜歡聽英文歌，想唱R&B。她喝著果汁，看起來有些怕陌生人，不敢講太多話，但又會一直很開心地笑，說話時把眼睛睜得很大。
半年之後，張丹決定簽下鄧詩穎。無論如何，這看起來是個相當冒險的行為。那場無需報名費的唱歌比賽，雖然也有三十所中學參加，但無論規模還是影響力，對於真正的音樂圈來說，均不足為道。而鄧詩穎決賽時演唱的《睡公主》，也是她創作過的詞曲均備的唯一歌曲——她也有其他創作，不過都是半成品。她的音樂表演經歷少得可憐，她曾和兩位女同學組樂隊（她負責鍵盤和唱的部分，另兩人分別是鼓手和吉他手），但兩個月就解散了，只排練過兩首歌。
當張丹把簽下鄧詩穎告訴周圍的朋友時，大家都覺得他瘋了。他將簽下的那個女孩，個子矮小，也沒有驚人的美麗，在當時的年紀，很難達到一般娛樂公司的簽約標準。甚至連十五歲的鄧詩穎本人，也從未想過會進入娛樂圈，否則她當時絕不會在網絡日誌裏，寫下日後成為她同行的香港藝人胡杏兒與鄧麗欣的帶有侮辱的譏諷（這段隱藏的網誌幾年後被黑客破解並公開，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她為此道歉）。
七年過去了，鄧詩穎成為了現在的鄧紫棋。至少，從某些行為來看，鄧紫棋依然是張丹當初見到的那個充滿緊張感的小孩子，而不是處事老練的大明星。
她像個對美食充滿渴望﹑對分量毫無概念的兒童，她若是鍾情某一種生魚片，會一口氣叫上五份兒一模一樣的菜。當她想在拍攝MV時穿某件衣服，會不停地吵著「我要，我要，我要」。她經常哭泣，淚腺似乎並沒有隨著成長而退化。她會犯一些不可理喻的低級錯誤，一次電視節目錄製前夕，她去泰國旅行，但竟然沒有塗防曬霜——這種事情簡直不可能發生在其他女明星身上，結果錄節目時，她有些皮膚像燒焦了，讓所有人哭笑不得。
她的時間管理糟糕透了，可以連續十個小時做一件她在乎的事情（比如練習某首歌），從而忘記了本應準備的其他事情。「你應該把練習攤開來，每天做一點，效果才好。」張丹總是這樣忠告她，但效果不佳。
一年半前，她和得過格萊美獎的美國歌手Jason Mraz同台演出，後者比她年長十四歲。在後台時，她拘謹得什?話都不敢主動講。「連人家的聯繫方式都沒有留下來，我很後悔」。她回憶說。
她與Jason Mraz打完招呼後，所有的對話都是由對方發起。她則像個被迫與成年人對話的小學生一般，簡短回答。「你發過幾張專輯？」她回答說：「四張。」「你喜歡誰啊？」她又說「Beyonce……還有Jason Mraz。」Jason Mraz對這個不太敢講話的藝人，感到有些奇怪，但當他問到鄧紫棋的年齡時，他長長地「噢」了一聲，似乎理解了。
某些時刻，年輕是她的負累。《我是歌手》第二期時，她選擇唱汪峰的《存在》——一首反映普通民?生活困境的歌。就在競演前晚，她大哭了一場，感覺自己的綵排糟透了。排練時，她聽起來在一直喊，歌聲缺少了一種層次和遞進感。一位音響師悄悄對總導演洪濤說：「這個小女孩沒有閱歷，可能吃不住。」第二天上場時，鄧紫棋的處理上已經改善了很多，還奪得當晚的冠軍，但網上仍有很多聲音認為她並未理解歌曲。
然而年輕也是她的資本。當初，在她那堆半成品音樂之中，張丹感受到了她的創作潛力。在簽約之前，張丹還幫她錄製了一首名為《回憶的沙漏》的歌，這也是她第一首原創中文作品。「在那次錄音的過程中，我們更了解她，覺得她是可以繼續被栽培下去的。」張丹回憶說。
錄音時，鄧紫棋主動講了自己的「缺陷」，左顎骨萎縮，上下顎牙齒不能咬合，有時容易咬字不清。在她成名之後，這個話題總被香港記者當面提及，她並不覺得這是困擾，事後會笑著說「他們又來了」。這件小事，從一開始同樣也沒困擾過張丹。他願意以時間來下注，等待這個唱作俱有潛質的女孩的成長。至此，這是時年未及而立的張丹人生中的第三場賭博。前兩場，一贏一輸。
張丹，這個印尼華僑的兒子，在二零零四年賣掉賭場股份，成立音樂公司時只有兩個人，他帶著助理，借了自家人一個房間當辦公室。他的家族是做地產與投資的，無法提供任何娛樂業經驗，他將從零開始。他深知與那些娛樂巨鱷比起來，他是以小博大，他為公司取名為「蜂鳥」(Hummingbird)——世界上最小的一種鳥。後來，鄧紫棋成了他的蜂鳥音樂唯一的藝人。「神在你小的時候，就讓你和音樂建立了關係。它讓你省下了那?多時間，可以安安靜靜做音樂，你還記得嗎？」在那通第一時間打給教會朋友的電話中，對方這樣說給鄧紫棋聽。
這番話有信仰的成分，世俗者或許會不以為意，但也道出了一些事實。這些年來，鄧紫棋的成長路徑確實與香港娛樂工業裏的多數歌手不同。
在簽約之前，與鄧紫棋家人的最初的一兩次見面裏，張丹即表達了他的耐心。「這個圈子很亂，我們希望她把書念好。」鄧紫棋的母親說。「這跟我們的希望是一樣的。」張丹說。他的面孔很年輕，說話真誠，能夠給人信任，另外——或許是保持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他沒有提及自己上一份工作與賭場有關。
張丹遵守了他的諾言。簽約後的兩年裏，鄧紫棋開始接受演藝方面的訓練，但沒有離開學校，張丹則等待著她的成長。直至二零零八年時鄧紫棋中學會考考完，才真正出道。
在明星們閃亮的世界裏，經紀人（或者經紀公司）始終佔據著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他們影響著藝人的職業生涯，甚至決定了藝人的風格。「像英皇把藝人本身當做發力點，音樂不是重點，所以Twins演電影、拍廣告、走秀、剪綵。」鳳凰傳奇的推廣人徐明朝評價道。
「這個市場裏太多外國進入本地的唱片公司，無論是高管還是底下員工，在這裏就是推廣的人員，他們對音樂本身的理解太缺乏了。」張丹說。
其實，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模式，存在價值上難以簡單臧否。但張丹想要的，是一個能表達年輕人心態的讓同齡人產生共鳴的創作型歌手，「假裝是十六歲的心態去寫歌，讓十六歲的人唱，那是設計出來的」。
在鄧紫棋至今出版的四張專輯中，絕大部分歌曲是她自己創作，她寫了超過一百首歌，那首她比賽時唱的英文版《睡公主》，也改作了中文版。公司的音樂監製Lupo本身有很多音樂創作，但這些作品不會讓鄧紫棋唱，偶爾的情況下，會和她合寫一曲。「我們最希望的是，她自己寫給自己。」張丹說。
「我的環境允許我可以純粹地做音樂，省下很多時間跟精神。這樣的成長環境是很乾淨、很自由的。」鄧紫棋對亞洲週刊說。蜂鳥音樂只有她一個藝人，而大型娛樂公司裏的藝人往往需要承擔拍電影、帶新人，以及公司之間的置換、合作式的工作。
潘瑞芳是《我是歌手》中全程跟隨鄧紫棋的編劇導演，在她看來，張丹與鄧紫棋基本做到了平等。選歌的想法不一致時，大家會彼此商量，張丹從不會強令按他的想法執行。
不僅在節目裏，這種寬鬆的關係貫穿了他們交集的始終。政治和緋聞，是多數偶像竭力避免觸碰的禁忌。但張丹在這些事項上採取了開放的態度。去年鄧紫棋入圍了台灣金曲獎，她當時的緋聞男友林宥嘉邀請她一起牽手走紅地毯。她把想法告訴了張丹。張丹第一反應是「不要」，但對鄧紫棋說：「你們之前被記者拍過，如果你們受得了，就這樣做吧。」
從娛樂傳播的角度來看，對金曲獎上的牽手的默許，未必是一件壞事，對藝人形象未嘗不是加分。但另一樁事，卻置鄧紫棋於危險境地。
去年四月，鄧紫棋接受採訪時，為香港特首梁振英加油，引發了一輪網民的批判。「我覺得現在社會真的充滿怨氣。」她表示不想評判梁振英的每一個決定的好與不好，「這個角色實在很難做。我不想再對他施加壓力，想給他一份鼓勵」。
嚴格說來，鄧紫棋的這番話並無特別見地，用她自己的話說，不過是作為一個基督徒，「把愛和動力分享給別人」。但在香港現實矛盾重重的當下，涉及政治評價的話，即使是以往勇於表達態度的明星，也會頗為慎重——去年底劉德華接受某家內地雜誌採訪，就對港視牌照問題笑而不談。
訪問是張丹事後才知道的，公司內部並無對言論的控制。「我只是怕她對事情的理解不夠深入，講的時候立場搖擺。」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