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版冷戰心態日趨嚴重，從政壇到媒體，在沒有任何證據下，以憑空捏造的所謂「事實」來煽動對立，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泛民主派理性力量被激進力量所質疑，說他們「賣港」；《明報》換總編輯即被質疑是否老板為討好中共而影響新聞自由。但事實是香港的新聞與言論自由上升到歷史新高點。港人須警惕美國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時期「獵巫」心態造成白色恐怖和寒蟬效應，損害香港的民主進程。
近來在香港上空，有一個幽靈盤桓徘徊。在冬日的陽光下，淡淡顯出幾個大字：香港版冷戰心態。
在香港，冷戰心態正日趨嚴重。從政壇到媒體，在沒有任何證據下，疑神疑鬼，以憑空捏造的所謂「事實」來煽動對立，捕風捉影，杯弓蛇影，導致草木皆兵。
冷戰（Cold War) 是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後期的世界格局，全球分成美國與蘇聯的兩大陣營，意識形態尖銳對立。在這樣的結構中，一切的價值觀與勢力都是黑白二分，不容有中間地帶。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中國六四後開放，冷戰結束，全球進入全球化時代，經濟高度融合。但一些冷戰的殘餘思維近年又在香港出現，並且越演越烈，甚至綁架了整個社會與政壇。
冷戰中最惡名昭著的是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源於美國議員麥卡錫，懷疑一切人都是共產黨或「共產黨同路人」，任意製造黑名單，到處獵巫(witch-hunting)尋找敵人，形成一股白色恐怖，導致不少自由派的學者與演藝人員受害，形成一種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
最近在香港泛民主派的主流力量民主黨，就陷入這樣的一種冷戰心態的漩渦。由於普選方案提名問題的爭議，被一些激進力量所質疑，說他們是「出賣香港人利益的政黨」。近年在《蘋果日報》寫社論與專欄的李怡，批評民主黨越來越得不到市民的信任。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旋即發文回應李怡，反駁他是「栽贓構陷」， 指出民主黨是爭取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讓不同政見的人士可以獲提名參選，實現符合國際標準和令選民有多元選擇的真普選。她譴責李怡對民主黨的批評是栽贓構陷，並以此推論民主黨爭取通過政改，是為了民主黨的入閘權利，「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劉慧卿澄清說，至於李怡藉綜援案（香港終審法院月前裁決，符合資格新移民即可領取綜援，不需住滿七年）指摘民主黨出賣港人利益，是羅織罪名，他立足於狹隘的大香港主義，無視終審法院的判決，更對有些新來港家庭貧無立錐的處境視若無睹，令人惋惜。正如民主黨福利政策發言人何俊仁所言：「這案件涉及的是香港居民基本需要，如這權利不獲保障，其他公民和政治權利便變得毫無意義。」民主黨要維護的是人道精神，法院基於此和公義原則作出判決，彰顯法治，民主黨是義無反顧地支持，這是維護法治，兼顧人道，何來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民主黨三名核心成員何俊仁、劉慧卿及張文光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等人會面，討論政改議題，這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第一次有民主派核心人士與中央官員會面，被視為「破冰會」。其後，北京中央政府接受民主黨提出的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是一大突破。但會後何俊仁等人卻被一些激進民主派或本土派人士指他們「賣港」，也導致香港民主普選的進程因而嚴重滯後。
香港原本是多元化的自由社會，市民、政黨都可以有不同立場，自由談論政治問題，但在冷戰心態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被某些政治勢力和媒體綁架了，連香港民主黨都遭「同路人」羅織罪名而「栽贓構陷」，這還是原來的香港嗎？
更不要說二零一三年的六四燭光晚會，香港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被一些所謂本土派攻擊，被迫取消原定的「愛國愛民」的口號。主辦當局頂住被這些有「港獨」傾向的團體杯葛，凝聚十五萬人參加，在風雨中奮勇前進。但那些打著本土之名的組織，已經在香港政治埋下伏筆。他們在網絡上所鼓吹的「去中國化」的思想，反共變成反華，也逐漸滲透到主流媒體中。
被蘋果老板黎智英重用、從事傳媒工作四十多年的李怡，最近出版新書《香港思潮——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推崇港獨，引發爭議。他在書中說：香港人的夢想是什麼？……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在Facebook問港人：「你的夢想是什麼？」結果九成回應都是「香港獨立」。李怡說：「香港年輕人的認同傾向，對實現這種夢想的追求，真是像斷了一條腿仍要成為一個傑出舞者那樣。」
李怡說：「無論是打出龍獅旗，是提出城邦自治論，或提出『去中國化』甚至港獨，都屬於言論自由範圍。」
但恰恰是和李怡及《蘋果日報》的想法不同、不支持港獨的民主黨資深領袖，就被批評為出賣港人利益。
一月十六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就《施政報告》參加立法會答問會。香港立法會議員、公民黨黨員陳家洛質問梁振英，究竟是想學羅馬尼亞前獨裁領袖壽西斯古（齊奧塞斯庫）受人民唾棄，抑或是想如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般順應民意，留名千古，從而他要求梁振英交代會否落實無篩選的普選。梁振英回應時，反駁陳家洛的比喻不倫不類，香港面對的情況與羅馬尼亞及前蘇聯完全不同。梁重申香港政改的起步點及落腳點，一定是《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其實陳家洛提問時，香港電視現場直播，抗議口號到處都是，就已經顯示今天香港不是當年羅馬尼亞與前蘇聯，並沒有任何可比性。陳家洛這樣的提法，反映了香港政壇上的冷戰心態，綁架了很多政客。
香港政論家卓偉認為，陳家洛問梁振英想做壽西斯古還是戈爾巴喬夫，其實已預設立場，將香港比作羅馬尼亞或前蘇聯，且將香港政改與兩國「變天」相提並論，陳家洛身為政治學博士，如此提出問題，如果不是對羅馬尼亞和前蘇聯的歷史一知半解，引喻失義，就是居心不良。香港在制度上、歷史上、背景上，都與這些東歐國家並無任何可比性。羅馬尼亞的政變，最終導致嚴重流血衝突，首都血流成河；戈爾巴喬夫的政改，令盛極一時的蘇聯迅速崩塌，政局長期混亂，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卓偉認為，陳家洛問梁振英想做壽西斯古或戈爾巴喬夫，但不論是哪一個，帶給香港社會的都是苦難與災禍，是要將香港推向動亂邊緣。
「冷戰心態」，指沿用冷戰時期兩大軍事政治集團對抗性的思維模式、非平等協商的模式處理雙邊或多邊的國際問題，「預設了敵人的敵對思維」。自己總是天使，別人都是魔鬼。有些人總是讓自己生活在冷戰的陰影中，總是用陰暗的心理去窺視、揣摩別人。
在一月初開始爆發的香港《明報》換總編輯風波中，馬來西亞常青集團投資的紀錄片《下南洋》，在一些人的「冷戰心態」下，成了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世華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靠攏中共」、「《明報》自閹」的「罪證」之一。香港《壹週刊》一月九日的《明報自閹》專題文章的提要寫道：「《明報》換將前夕，張曉卿原來早已泊了中央電視台碼頭，《明報》報社亦成為他與央視合作的基地。」明顯的，張曉卿成了「獵巫」的目標。
與中央電視台合作就必然「自閹」了？這無疑是「冷戰心態」下的奇怪邏輯。其實，南洋的歷史，是一面鏡子。南洋，是對全球華人中華文化人文精神的共同守護者，也是人類文明傳承的寶庫。一部講述南洋華人歷史的高清電視紀錄片《下南洋》，英文版上下兩集，先由美國歷史頻道亞洲區播出；中文版十集在北京中央電視台播出。張曉卿說：「海外華人對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有一個不可割捨的依戀和認同，文化母國，文化民族，在我在海外華人身上的印記，是一種永不磨滅的身份，甚至驕傲和自豪。」他說，投資拍攝《下南洋》，目的是讓子子孫孫知道，在海外，華人是怎麼走過來的，不能讓歷史留白和埋沒。
投資二千四百多萬元人民幣（約四百萬美元）拍攝《下南洋》，是一盤蝕本生意，但張曉卿有這樣的「南洋情結」，十多年前就有拍攝願望。他沒有由自己麾下的上市公司出資，與香港明報集團無關，而是自己籌資投入拍攝。影片製作拍攝歷時三年，深入九個國家，尋訪上百城市，採訪二百華人，記錄了華人兩千年「下南洋」的奮鬥史、血淚史、尋夢史。張曉卿說，歷史寫滿了滄桑，創作《下南洋》，不是為了追究歷史對與錯，只是希望還原歷史，從歷史的沉積和文化記憶中，找到可供後人反思和追崇的靈感。
在這一波香港人關注《明報》換總編輯事件中，人們擔憂的是香港會不會少一份具公信力的報紙，這種擔憂可以理解，但在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香港已經淪陷了，不再享有新聞自由。這儼然是杯弓蛇影，香港其實依然享有世界上最大空間的言論自由。
這樣的言論表達自由，也受到法治的保護。就像在中國大陸被禁止的法輪功，在香港卻可以定期舉行大規模遊行，高舉痛批香港特區政府與北京當局的標語口號，遊行行列紀律嚴明，而過程則由香港警察保護，秩序良好，充分顯示香港法治和多元化社會的特色。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香港法輪功人士一連兩天舉行盛大遊行集會，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第一天，遊行隊伍從北角出發，途經港島鬧市區，最後到達政府總部，舉行集會。一二千人，吹著號，打著鼓，浩浩蕩盪，遊行隊伍中，「解體中共」、「制止迫害」、「天滅中共」、「制止梁振英黑幫禍港」的大幅標語特別搶眼。政府派出百名警察，在遊行隊伍前前後後維持秩序，保證遊行隊伍順利推進。香港市民對此習以為常，沿途駐足觀望的大多是來自大陸的遊客，他們大多深感震撼，紛紛用手機、相機拍攝遊行場面。有深圳遊客說：「第一次感受法輪功遊行，非常驚訝，非常震撼，這一切在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香港多好，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公民社會那麼成熟，遊行者如此守秩序，他們罵政府，政府還派警察保護他們。我們從內地來，真難以理解這種情景。」
至今仍在發酵的《明報》更換總編輯事件，引發了一些讀者對《明報》是否還能堅持新聞自由、編採自主的憂慮。對此，《明報》管理層一再表示理解。不過，《明報》那些天的版面文章也引發一些讀者的不理解。
一月十四日，香港《明報》「副刊╱時代」版面，前立法會議員、前民主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在「法政隨筆」專欄，只寫了標題《黑手蓋日月 本報頓失明》。全文不著一字，即內文留白，開了「天窗」，以示不滿《明報》管理層換總編輯。李柱銘如此開天窗宣洩不滿，有人支持，但也有人質問：李柱銘只是《明報》的作者而已，即使對《明報》再有感情，以「本報」自稱畢竟是不恰當的。
一月二十日，香港《明報》「副╱時代」版面開了四個天窗抗議，專欄作家吳志森、陳惜姿、卉芸、李慧玲，不滿《明報》加拿大版連日來抽起評論《明報》換總編輯一事的專欄文章，於是在香港《明報》自己的專欄上開天窗抗議。吳志森的「三言堂」專欄，《滅聲封我筆 不屈人自明》只剩下標題，不著一字；另三篇是陳惜姿的《烏雲暝日月 挽手待朝暾》、卉芸的《刪文難掩口 我手寫我心》、李慧玲的《抽稿阻不了關心，天窗證我們的真》。
對他們的舉動，有人鼓掌讚賞，也有人嗤之以鼻，連聲說「過份」。不管如何評價，對也好，錯也好，至少不能否認，《明報》如此持續獨家「厚待」作者，正說明新聞不僅自由，編採自主，創下中外新聞史先例。正如時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在當天《明報》世紀版「編輯室手記」撰文所說，即使連日來有不少專欄文章質疑或批評《明報》更換總編輯的決定，或令管理層感委屈，但仍然尊重編輯部與專欄作者之間的約定，不會干預作者自由，「容許自己報章的專欄批評自己報社的決定，這在今天的香港是相當難能可貴的，我相信只有像《明報》這樣能兼容並包的大報，才能持續做到」。
胡詠言在一月八日《晴報》的「政能量」專欄上，發表《換老總??干預新聞自由？》一文。文章說：「老總執位，竟被發酵上升到『自我審查』、『干預新聞自由』道德高地，員工聯署、記協發聲明，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景象」，「香港某些傳媒人，喜用新聞自由做大棒及擋箭牌，將自己推上道德高地，你炒我魷魚，就等於干預新聞自由。甚至用新聞自由，掩蓋管理及運作上的失誤。手捧新聞自由，便等於手捧金飯碗。」胡詠言認為，傳媒換老總乃家常便飯，背後涉及各種原因。《明報》換老總，管理層自有考慮，何況，老總不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由董事局任命，董事局只向股東負責。道不同不相為謀，若然記者不同意報社編輯方針，毋須戀棧，寫一封辭職信，大筆一擲可也，記者與報社之間只是僱傭關係而已。將事件簡單地聯繫到新聞自由，實在牽強。
有人對《明報》針對自己換總編輯一事的報道和評論作了一次統計。一月七日起，不算計新聞版，也不算計副刊「時代」版，僅僅以「觀點」評論版而言，一種觀點的作者和文章有：《哀明——由不干預到積極干預》（梁美儀）、《一個報業老板的故事》（蔡子強）、《誰不是劉進圖》（陳景輝）、《明報會變暗報嗎？》（曾志豪）、《明報事件及對傳媒的期許》（羅健熙）、《從明報事件面對商業傳媒通病》（朱凱迪）、《築建傳媒保護網》（梁美儀）、《贏了輿論 失掉民心》（吳志森）、《收緊錢袋子 控制筆桿子》（曾志豪）、《「練乙錚指數」預示新聞自由？》（呂秉權）、《沒有明報，行會還有林奮強》（林卓廷）、《新聞自由嚴冬》（張秀賢）、《我為什麼要「開天窗」抗議？》（吳志森），共十三篇。
與之強烈對照的是，持對立觀點的僅有三篇：《明報令人扼腕嘆息》（阮紀宏）、《給明報編輯部的信》（施純港）、《請給新聞界同業一點空間》（讀者來函，曉峰），此外還有二篇觀點較中立。兩種觀點針鋒相對的，是十三比三。由此，有不少新聞學者問：信息如此不對稱，誰還能懷疑《明報》管理層扼殺新聞自由，嚴控編採方針？編輯部又是不是對此中立持平，或只是一面倒的觀點？
面對《明報》換總編輯事件，許多人採取沉默態度，許多人不敢講話。正因為香港的政治氛圍，被冷戰心態綁架，只准許與自己一樣立場的聲音，嚴重剝奪人們的政治自由，製造「寒蟬效應」。正如《明報》那位曉峰在「讀者來函」中所說：「筆者在網絡空間上發現，稍為同情《明報》管理層的言論，迅即遭群起而攻之，衷心希望支持《明報》員工的新聞界同業和評論員，給其他敬業樂業的新聞界同業一點空間」。
白色恐怖的寒蟬效應，也使不少學術界與媒體人不敢吭聲，認為會被毒罵，尤其是在網絡上，會被那些可能只是少數激進的憤青所包圍毒舌一番。一位拒絕透露姓名的大學教授說：不願意和這些人陷進泥漿摔跤（mud-slinging），只有保持沉默。
香港著名戰地女記者、國際時政評論家張翠容在一月二十一日《經濟日報》副刊「大地旅人」專欄寫道：馬丁路德金說，「歷史將會紀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 因此，社會聲音多，不一定是壞事，可以看成為好事，但也慎防把聲音變成法西斯的聲音，令語言扭曲至法西斯的語言。例如把異見者定性為「邪」，自己就是「正」的絕對二元法。近年，香港不就是充斥著這樣的聲音和語言嗎？不得不承認，香港的法西斯慾望正在蔓延。
剛邁進二零一四年，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最新調查顯示，各傳媒機構「在公信力排名中的位置無大變動，顯示香港傳媒生態的基本格局無甚變化」。二零一三年市民對報章公信力評估排名：第一位《南華早報》，第二位《經濟日報》，第三位《明報》，第四位《英文虎報》，第五位《信報》……香港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高踞榜首。
但這些年來，這份公信力第一的《南華早報》，竟然被一些媒體和評論員多番指責為「自我新聞審查」、「向北京叩頭」。早在一九九三年，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購入《南華早報》，有「觀察家指收購後，《南華早報》有『親中』跡象」；二零一一年三月，時任總編輯蔡翔祁去職，有媒體說，新總編王向偉由於來自中國大陸，一定會向北京叩頭，公信力岌岌可危。如今中文大學的香港媒體公信力排行榜證明，《南華早報》公信力第一，種種質疑輿論只是自打嘴巴，捕風捉影。
香港《壹週刊》一月九日《明報自閹》專題文章寫道：有五十五年歷史的《明報》，靠本土文人之筆起家，如今即將變成馬來西亞人靠攏中共的輿論機器。九五年起入主《明報》的馬來西亞常青集團主席、做伐木起家的張曉卿，正部署派其大馬親信鍾天祥空降出任《明報》總編輯，記者擔心此舉是「去香港化」，將馬來西亞搞官媒的樣板搬到香港，目的就是在「佔領中環」前夕「自閹」以替北京滅聲，手法如同另一大馬巨富郭鶴年擁有的《南華早報》。
但客觀事實是，被《蘋果日報》等視為「染紅」的《南華早報》，卻登上公信力第一的榜首，而到處指責別人是共產黨的《蘋果日報》，卻在排行榜上位列第十七名。《明報》更換總編輯，就一定傷害公信力嗎？這也是典型的冷戰心態，陷入麥卡錫主義的漩渦。史家指出：麥卡錫主義不僅迫害和逼走優秀人士，同時更嚴重的是影響了美國的民主自由形象。香港冷戰心態若繼續綁架主流社會，也勢將嚴重損害香港民主自由的發展。
其實明報事件的背後，也是不少政客及媒體借機「抽水」收割政治經濟利益。一批反對派政客利用香港一些市民的「恐共懼共」心理，多次掀起「麥卡錫主義」鬧劇，煽動港人與內地對立，與內地人對立，與中央政府對立，藉以攫取政治資本。二零一三年梁振英當選特首，選舉期間，梁振英一再被強指為「中共黨員」，有輿論聲稱香港經歷了「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後，正過渡到「土共治港」時代。
按選舉條例規定，梁振英當選後簽署法定聲明，表明自己不是任何政黨成員。二零一二年四月，梁振英候任香港特首期間，「陳冉事件」便是典型的「港版麥卡錫主義」鬧劇。梁振英當選後，被反對派高度監察，一舉一動有甚麼疏漏，必定難以避開雷達追蹤。二十七歲的陳冉，以非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獲聘為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梁振英以短期合約形式，聘請尚不是永久居民的陳冉，尚有三個月，如無意外，她七月可成為永久居民，屆時短約轉長約也不足為怪。
陳冉的背景卻觸動部分港人神經，反對派各方群起攻之。來自內地的前共青團團員的身份，令陳冉一度成為傳媒焦點。有評論說梁振英刻意讓團隊「染紅」，要使香港人習慣新的政治環境，公務員陸續內地化、赤化，也將會只是時間問題。陳冉在上海中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後到香港大學攻讀新聞和金融學兩個碩士，在《南華早報》短期實習後，被梁振英助理發掘，視為人才而成為梁的辦公室團隊。香港法律不應有身份歧視，香港的包容，才能長年吸引不少內地優材，能融入香港社會的陳冉，若果有才華，而不獲機會，才是香港無法用人唯才的失誤。但一些輿論紛紛聚焦陳冉的前共青團身份，結果她無法在梁振英團隊工作，使她成為「港人恐共症」的受害者。
香港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杜平說，香港應該遠離麥卡錫主義陰魂不散。香港一些主流報紙媒體的標題，幾乎都突出強調陳冉的共青團身份。共青團是共產黨屬下的一個組織，在中國大陸成長的新移民有此身份絕不出奇，年輕人是共青團員，非常正常，這是內地年輕人成長的現實政治環境，過度喧染她前共青團身份，共青團成員便成了一種原罪。從香港目前的社會現實環境看，內地來港讀書的學生比例越來越高，已融入香港社會。但目前為什麼輿論場要將這事挑出來討論，就是希望製造恐慌氣氛。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出現麥卡錫主義，不斷讓人家揭發，有沒有共產黨員在你們政府裏面，有沒有共產黨員在媒體裏面，有沒有共產黨員在科學家裏面，造成白色恐怖。杜平認為，香港現在還沒走到這一步，但那些人的心態卻是這樣，不斷的拿共產黨員身份打擊對手，鼓動人們對中國內地產生對抗心態。
其實，香港反對派大多也是理性的，但近年常被激進言論綁架，逢中必反，終至「反共」變成「反華」，打出「抵抗香港赤化」大旗，「染紅」對手、渲染「赤化」，抹紅是為了抹黑，凡與我意見觀點不對，凡與中國內地有往來，就是媚共投共，就是共產黨勢力。在冷戰心態下，旋即黑白二分，營造恐怖氣氛挑起意識形態之爭。
殊不知如今的中國大陸已呈多元狀態，民間勢力崛起，民營企業如阿里巴巴、騰訊、華為、小米手機等，佔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就連中共內部也是多元色彩，不同利益板塊互動，而決不是鐵板一塊。香港如果仍抱著過時保守心態看待中國大陸，繼續被冷戰心態綁架，香港終將被這樣的心態所害，自我圍城，往下沉淪，而無法往上提升。
事實上，香港在經濟上是一個與全球關係密切的城市，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也在金融與貿易上，上升到歷史最高峰，香港必須發揮法治與言論自由的優勢，與中國改革派結合，推動中國進步，而不是變成鴕鳥，被一些無知幼稚的勢力左右，去鼓吹港獨，去高舉英國米字旗，懷念殖民統治，去衝擊香港的解放軍的軍營。
香港泛民內部不少人士都認為：民主黨被一些激進力量攻擊和誣蔑，也應刺激黨內理性力量的反思，不能被港獨和冷戰心態牽著鼻子走，而是要堅持民主救國的路線，堅持六四「愛國愛民」的口號，也堅持支聯會已故領袖司徒華等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情懷，才能推動香港民主普選，帶領香港走向民主政治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