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十年間重大經濟犯罪與審理案件層出不窮，許多指標性高度矚目案件也同樣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涉案越多金額越大、越容易脫罪」的案例比比皆是，針對矚目案件犯罪金額甚高，但最後卻能輕騎過關的情況，吳景欽點出，「我們常講法律要明確，明確的目的在於要減少法官恣意的自由心證空間，自由心證的空間太大，就會造成有操縱空間的可能。以現行的內線交易罪為例，行為人最常爭辯的，莫過於何謂「消息明確」一詞，因為「消息明確」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模糊空間很大，或者說像合併意向書，算不算在重大交易，同樣在法院判決就常有爭議，因為意向書並非正式的合併契約，說起重大，每個法院都有自己的見解。」
在台灣，辦大案要有大證據，辦大官要有大證據，辦有錢人、名流也要有大證據，「法官通常在審理這一類型案子都會回到刑事訴訟法，也都會堅持證據裁判，加上重大經濟犯罪案件的被告，大多都有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及豪華律師團相挺，這些豪華律師團，過去有一半以上擔任過法官、檢察官，不少更是曾任黑金專組，對於偵查機關如何審理，自是瞭若指掌。」吳景欽嘆息表示，「司法官有所謂的「旋轉門」條款，但檢察官轉任律師，卻沒有這一類的條款，儘管不少人常說公務員的旋轉門條款是形式大於實際，至少聊勝於無，多少仍有約束力，在司法圈卻完全沒有。」
在權貴延聘來的豪華律師團與審理法官大多有連結的情況下，擴大了可以上下其手介入操作空間的可能，「內線交易、非常規交易、特別背信罪，最高刑罰算到十年，但犯罪利益超過一億元以上，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差異就大了，至於犯罪所得超過一億，該怎麼計算？光是在內線交易罪扣除被告付出的成本這點，就成了最高法院最常撤銷發回的理由。撤銷一發回，很多案子就會為了這個問題，不知道來來回回更了幾審，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趙建銘的三井案，每次發回都是用這個理由。」吳景欽補充。
公開落實法官評鑑 發揮約束督促力
「審級上訴制度是人民訴訟權保障的一環，一審與二審都是事實審，三審是法律審，最高法院近來只有死刑審判才會開庭。貪瀆、經濟犯罪的案件，罪罰往往很重，在法律審又不開庭的情況下，最高法院常變成挑一個理由發回更審，所以真正有決定權的是二審，同時二審也是最常出現歧異及問題所在。」他強調。
要消弭「權貴減罪公式」之道，最高法院法官們應肩負起應有責任，也就是最高法院依法既可以駁回當事人的上訴，也可以根據第二審判決確認的基礎事實自為有罪、無罪判決，讓權貴案件早日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