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瀆、經濟犯罪等時有所聞，數不清的權貴名流名列其中，然而這類案件卻往往不斷在審理程序細節中打轉，「權貴減罪公式」一再上演，使得台灣司法誠信岌岌可危，更讓人民對於司法改革無感與失望。「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該淪為口號，如何重建人民對於司法審判的信心，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纏訟超過十年的「權貴減罪公式」實在不勝枚舉，震驚全台的前總統陳水扁第一家庭貪腐案就為一例，2006年十二月趙建銘在一審被判六年徒刑、隔年二審加重判為七年、2008年高等法院更一審維持七年徒刑；但從2009年八月開始，此案就陷入「如何計算犯罪所得」爭議，在最高法院、高等法院之間來來回回。高等法院更五審雖認定共犯不法利益超過一億元，依加重內線交易罪可處7年以上徒刑，卻因全案審理超過八年適用《速審法》規定減刑，因此10月30日判刑趙建銘三年八個月、趙玉柱四年，但全案仍可上訴。
除此之外，前立委、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被控東森媒體科技股票內線交易案，纏訟十三年、台北市前市議員謝明達遭控收受賄賂向捷運局施壓關說案纏訟十八年、前立委、陽信商銀董事長陳勝宏被控護航妻舅超貸案纏訟十五年後，近年統統獲判無罪確定….。
司法院態度左右司法改革關鍵
綜觀這些權貴案件的審理過程，最高法院發回案件已是常態，任何一項司法程序、定義乃至犯罪所得計算標準等理由，都可以做為發回更審的依據。對此，長期關注的社會公義問題的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吳景欽首先表示，「台灣的司法，隨時都有改革的機會。」
不過他卻也沉重地指出，「法官的自由心證權力空間太大，被告在台灣社會越有財力，就越有Power，正因法律不明確，能操控的空間就很大，便會造成台灣人常講的『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豬腳麵線』的情況發生。」
近來引起公眾高度關注的翁茂鍾案，吳景欽便以其被揭露的二十七本筆記先提出反問，「是否只有二十七本？」他進一步表示，「這二十七本所記載的時間點，斷點大部份都在2005年之前，約莫是十五、六年的前的事。而台中高分院法官集體匿名去向司法院陳情，卻是在2019年四月，試想從2005年到2019年，這中間難道翁茂鍾就不再與司法人員往來嗎？這便突顯了一個重要問題：到底有多少司法人員牽扯在這樁案件裡？老實講，我們一無所知。回到司法改革，要先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究竟還有多少個翁茂鍾？這便關係到司法院的態度，可以說司法改革的第一關鍵，在於司法院的態度。」 （相關報導： 加速司法改革 減少恐龍法官與民眾的距離 ｜ 更多文章 ）
纏訟更審多年 導致大罪化小化無
回顧這十年間重大經濟犯罪與審理案件層出不窮，許多指標性高度矚目案件也同樣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涉案越多金額越大、越容易脫罪」的案例比比皆是，針對矚目案件犯罪金額甚高，但最後卻能輕騎過關的情況，吳景欽點出，「我們常講法律要明確，明確的目的在於要減少法官恣意的自由心證空間，自由心證的空間太大，就會造成有操縱空間的可能。以現行的內線交易罪為例，行為人最常爭辯的，莫過於何謂「消息明確」一詞，因為「消息明確」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模糊空間很大，或者說像合併意向書，算不算在重大交易，同樣在法院判決就常有爭議，因為意向書並非正式的合併契約，說起重大，每個法院都有自己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