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古拉格集中營以勞役政治犯臭名遠播，但原來在暴力橫行的營內，有更多光怪陸離的亂象 —— 政權縱容職業罪犯為所欲為，殘害被標籤為「人民公敵」的政治犯；知識分子為求生只好放棄文明原則，後來政治犯的地下組織甚至「私了」向政權「篤灰」告密的犯人，形成與建制抗衡的恐怖平衡。
世人對於古拉格的認知，不是來自蘇聯官方的宣傳，就是劫後餘生的倖存者所寫的回憶錄。普立茲獎得獎作家 Anne Applebaum 作品「古拉格的歷史」（Gulag: A History）卻提醒，在古拉格體制中，其實大部分囚犯都是文盲，受過基礎教育者不足 40%，當中生還又有能力把經歷書寫成書的知識分子，其實九牛一毛。
在這些僅存的見證當中，所有人都不約而同提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主宰勞改營。被囚的共產主義信徒 Elinor Lipper 特別對犯人的道德薄弱震驚，她形容監獄的囚犯尚且會互相扶持，但勞改營的犯人「只顧自己」，踩在別人頭上往上爬。來自波蘭的政治犯 Edward Buca 亦形容類似的駭人景象：
只要三個禮拜，犯人就會崩潰，對甚麼都沒興趣，除了吃。行為舉止變得像動物，看每個人都很可疑、都不順眼，把昨天的朋友也看成未來的生存競爭對手。
如此殘酷不仁的生存條件下，以暴力爭奪短缺的資源，成為存活的唯一手段，職業罪犯便因此如魚得水，叫無數知識分子望而生畏。政治犯 Evgeniya Ginzburg 稱他們為犯罪世界的菁英，「有殺人犯、虐待狂，熟識各類性變態的技倆」，專門欺凌被標籤為「人民公敵」的政治犯，搶奪他們少得可憐的麵包，還奪走他們僅餘的包裹和棲身處。
在道德薄弱的世界裡，刑事犯行為肆無忌憚，勒索、強姦等無惡不作。波蘭政治犯 Antoni Ekart 在回憶錄中斥責：「刑事犯行為完全不受約束，隨心所欲毫無顧忌，包括手淫。那跟猴子沒有兩樣，比起人，他們更像猴子。」另外有作家憶及刑事犯公開性交，在行屍走肉的犯人堆中，彷彿「只有他們生龍活虎」。
奉刑事犯為上賓的扭曲秩序
起初，蘇聯確實有意改造這群頭號刑事犯，但後來卻看準他們對知識分子不順眼的特點，於是加以利用來威嚇和管制政治犯。大概1937年開始到大戰結束，勞改營都公然利用職業罪犯管理其他犯人，當中的黑幫老大不用工作，卻拿到完整的配給，還向其他犯人索取保護費，搶掠他們的食物和用品。
刑事犯配合營方政策並不稀奇。即使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亦曾反映，只要營方以提升地位為利誘，奴隸般的囚犯也會互相背叛，甚至主動內化納粹親衛隊的價值觀，鄙視營中的弱者。在古拉格系統中，刑事犯便採納內務部的去人性化語言，盡情羞辱「人民公敵」，鄙視他們體弱和欠缺生產力的傾向。 （相關報導： 遭辣椒塞下體、割乳輪姦，「戰鬥民族」女兵穿裙子打二戰，被俘下場比戰死還痛苦 ｜ 更多文章 ）
如此一來，古拉格世界便形成一套顛倒的階級秩序 —— 反革命的政治犯和知識分子最卑賤，犯案累累的刑事犯卻地位崇高。這套秩序也符合蘇共的意識形態，他們相信刑事犯是階級問題的受害者，遠不及「反革命」政治犯罪大惡極，所以刻意在古拉格制度的設計上，安排最沉重難堪的工作給政治犯。當中不少人只是開共產黨玩笑、口頭上批評史太林、或者資產階級的出身，便被判反革命而活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