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紀實：直面無可遁逃的真實或悲劇
唐諾：大春剛剛似乎已經把今天對談題目改成了「老派文章難看的地方」。
我現在唯一正式的工作是每周三到某間製片公司上個半天班。那個老闆是我的好朋友，有一次他跟我聊辦公室的年輕同仁工作態度讓他不解，明明敲好某天上午九點拍戲通告，到了當天十點卻還沒見到人，追問遲到的原因，他的回答卻是對於人生的體會、對於工作的感覺，但我只想知道他下次如何能準時。我這一代人常常在一些時候會把自己壓下去，就如剛才大春講到「因為我喜歡什麼」，我的老朋友戲稱這種話是「免死金牌」，一生只能用一、二次，只能在最鄭重的時機拿出來用。為什麼？因為有些時候言語難以到達、論證難以支撐，這個表達就無效。波赫士晚年眼睛看不見的時候寫過關於撒哈拉沙漠的句子，他在沙漠中抓起一把沙子，走到另一邊放下沙子，然後他說:「我在改變沙漠。這句話雖然很簡單，卻是積我一生的經驗才能說出的話。」他說這話時，大概會想到自己文學與書寫的成就，就像卡爾維諾所講的「我加上世界再減掉我，世界是否因此而有所變化。」像這種時候才能使用直接簡單的語言，才能使用免死金牌。
近年中國大陸開放書籍出版，我自己的作品常被大陸讀者反應：這是中文嗎？還是台式語言？或是西化的句型。這是我還蠻願意認真想的問題。句型、句法基本上可以用各種角度來談，但深層來講我認為它同時是思維及表述的方式。所謂純正中文句型是過去長期以來大家習慣使用的巨型，像我很尊敬的書寫者阿城，他們會要求自己文章不要出現西化的複詞、疊句、子句。但就我的理解，句法通常是種思維的表述，固定的句法事實上是固定想事情的方法，是固定的途徑，某種大家習慣的句法。白話文可以這樣解釋，那是某代到某一時期為止的中國人大致上想事情的模式。
我自己對於語言是完全沒有天份的，納布可夫曾說過英文對於細微、細緻、具體東西的表述可說已經非常完整，但若要表達整體、朦朧的狀態，英語則常常不夠，俄語卻可以做到。這就代表兩個地方的思維有明顯的不同，俄國是到了冬天就被冰封的世界，是沙皇的統治及信仰東正教的的地方，人對於命運及生命的感觸方式與西方不太一樣。所以有人會說十九世紀全世界最會寫小說的好像都是俄國人。
曾經的隔絕讓我們不易察覺這樣的差異，可是一但碰撞，我們就知道原來某些部分他人是那樣強調的。比方人類學來看親屬表，我們的堂表關係分得很清楚，但很多地方堂表是不分的，這代表你對親屬對倫理體系思維的方式不相同。所以我一直在想句型是什麼？如果我們一直抱者只有某種句型才是純正中文，所有的東西都要那樣寫，其實背後就代表著我們代代都只能那樣表達事情。只要寫春天，雲就出來了、草就長了、雨就下來了，像落花生那樣。就像大春所講，當年國民政府遷移來台，大量的文藝入侵，但是三零年代很多好的作家魯迅、沈從文、老舍等人都在大陸，所以我們被規定不能欣賞那些人的文章，當時的政府消滅掉太多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