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準確地說，中美從未曾絕交；「中美建交」是指美國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中共政權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這幾十年間，雙方領導人的個人特質一直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來都是最高統治者一錘定音，美國總統的性格也發揮重要作用。
國共內戰美國有限助蔣
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Jr）是一個著名的理想主義者。二戰期間，他對蔣介石寄以厚望，從內心支持中國人民，同時也認為中國可拖住日本或做為反攻基地，戰後則可變成一個獨立、民主和親美的國家。
美國給予大量美援，在《開羅宣言》中承諾「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和澎湖列島等，須歸還中華民國」，又把貧弱不堪的中國強行拔高到（未來的）聯合國「五大國」的地位。
但中國在二戰屢戰屢敗，令美國相當失望。之後美對國民黨已轉為不信任，開始與共產黨打交道。二戰結束時羅斯福已逝世，杜魯門（Harry Truman）看不起蔣介石，蔣失去最有力的支持者。儘管如此，美國還是讓蔣順利接管台灣和澎湖列島，讓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國。
戰後初期，美國對國民黨的腐敗（包括二二八屠殺）非常不滿，對中共反而不反感。中共發表大量親美言論，美國到中共根據地延安考察的「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受到熱情接待，對中共印象良好，認為中共可成為盟友。
國共和談時，美國派出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Jr.）調停國共內戰。調停失敗後，美雖在內戰中名義上支持蔣介石，實際給予幫助有限。美認為中共領袖毛澤東不會屈服在蘇聯之下，若能成為東亞的狄托（Josip Tito，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與蘇聯作對，雙方並非沒有合作可能。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敗局已定，美國八月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嚴厲批評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的失敗，完全是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導致，美國在內戰中保持「中立」。
韓戰中共出兵與美決裂
美國對毛澤東的評估大致沒錯，只是存在一個時間差。毛澤東兼具帝王意識、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他不同意蘇聯的那一套，更不甘成為蘇聯人的小弟；但現實中，史達林（Joseph Stalin）是毛澤東唯一畏懼的人，而且當時中共滿布蘇聯模式培訓出來的幹部。中共只會打天下而不會治天下，急需學習蘇聯的管治和經濟模式，更特別需要其科技轉移。毛澤東不可能像狄托一樣站在蘇聯對立面。
不久後，中國宣布全面倒向社會主義陣營，出兵朝鮮半島參與韓戰；美國則扶持台灣蔣介石政權，除了派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外，還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史達林去世後不久，中國完成第一個五年計畫，蘇聯援建的一五六項重點工程已完成大半，毛澤東就拋開蘇聯理論搞大躍進，釀成人道主義悲劇。他嘲笑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與蘇聯反目，但沒有與美國修好。中國在國際一面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一面輸出革命，爭當社會主義陣營領袖，對抗資本主義，同時與「美帝」、「蘇修」為敵。
鄧小平震驚於美日先進富裕
六○年代末，中蘇對抗已走到戰爭邊緣，蘇聯在邊境陳兵百萬，甚至準備動用核武器。毛澤東不得不放下理想主義轉向現實主義，開始尋求與美國緩和關係。而這時，美國現實主義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當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力主拋開意識形態，重整戰略「聯中制蘇」。七一年七月，季辛吉祕密訪華後，美國不再阻攔北京重返聯合國；七二年尼克森訪華。
毛澤東礙於意識形態沒有和美國建交，也未和日本簽和約。前者因為台灣問題未有共識，後者因為日本不願在和約中加入「反霸權主義」（反蘇聯）條款。這兩件大事到鄧小平時代才完成。
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其「黑貓白貓論」成為改革開放年代最有名的理論。
在文革過後，中共展開第一次全國範圍內以獲得真實數據為目的的「家底」普查，當各地的人口、收入、經濟發展水平統計呈報上來，據說主要領導看過後都久久說不出話──中國貧困程度遠遠超出領導人的想像。鄧小平在七○年代末帶隊到日本和美國訪問，資本主義世界的富裕、科技和軍事的全方位差距，令所有出訪人員震驚不已，也讓鄧小平認識到中外的巨大差距，決定與美日擱置爭議。此外，多少有點「投名狀」取悅美國之意，鄧小平七九年二月初才結束訪美行程，中國就在中旬以「自衛還擊」為名，向越南發動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
於是中美在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交。此外，多少有點「投名狀」取悅美國之意，中國在二月以「自衛還擊」為名，向越南發動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
整個八○年代，中美進入蜜月（中日則「一衣帶水」）。美國不是在中國投資最大的國家，但中美建交意味著中國「開放」，從此進入美國打造的世界體系，「環球同此涼熱」，人員交流大大擴充了中國人的想像和思想境界。一時之間，美國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傳遍中國，經濟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成為改革模仿對象。美國還對華出售先進軍備。
篤信「交往政策」的美國三總統
八九年六四事件嚴重打擊了政治改革派，中止了中美蜜月關係。但現實主義的鄧小平深明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九二年南巡吹響繼續改革開放的號角。鄧也提出「韜光養晦」戰略，反覆強調中國要長期「不當頭」，以「擱置爭議」和「睦鄰政策」改善國際處境。
在這個中美關係轉折點，美國總統無論是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柯林頓（Bill Clinton）還是小布希（George W. Bush）都篤信「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認為只有與中國接觸才能鼓勵中國改革、融入世界，從而令中國變民主。
老布希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柯林頓廢除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鉤，與中國達成加入世貿的雙邊協議；小布希時代，中國正式入世，美國陷入中東戰爭，不再將中國看做是潛在威脅，變成了「中美兩國是利益相關的參與者」。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基本上是一脈相承。江澤民有濃厚的「海派風格」，性格開放，愛好西方事物，願意向西方學習。除了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不能變，他不排斥西方文化。他在外訪問以「秀英文」和表演「藝術」為榮，也對接受ＣＢＳ《六十分鐘》（60 Minutes）主播華萊士（Mike Wallace）近四個小時的訪問津津樂道。
正是從九○年代開始，美國資本大舉進入中國，麥當勞等國際企業進駐，讓中國變得「洋氣」。中美貿易關係開始倒轉，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加入世貿也讓中國「開放倒逼改革」，在經濟和金融上向資本主義看齊，江澤民「三個代表」的理論，把中國實際上變為一個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入世後，中國以年均超一成的高經濟成長率，迅速大步趕超西方列強。二○○八年北京奧運會成為「大國崛起」的標誌，重塑了中國的民族主義。
這段時期也是美國科技大規模轉移到中國的時期。除了敏感科技繼續禁運，個人電腦、手機、智慧手機等民用技術幾乎在第一時間就同步流入中國，中國愈見追上美國科技節奏。
承襲毛帝王意識，習近平背離鄧指示
中國人大批到美國留學工作，學習美國的最新科技。○八年之前，這些中國人大部分留在美國發展。但○八年中國啟動「千人計畫」，大力吸引在外國的中國裔（不論是否取得外國國籍）科研人員到中國工作，又鼓勵中國公司收購美國科技企業，開啟一個大規模科技轉移時代。
○八年金融海嘯成為中美關係的轉折點。美國陷入經濟危機；中國成功挺過危機，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短短幾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最大的貿易輸出國和輸入國、按名義ＧＤＰ成為世界第二、購買力平價ＧＤＰ成為世界第一。
經濟關係決定權力關係。隨著一二年習近平上台，其個人作風進一步改變中美關係走向。習是毛澤東帝王意識的繼承者，他一改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政策，追求「民族偉大復興」，強調文化自信，搞「一帶一路」，從地區大國向全球大國邁進。這不可避免地與美國利益發生嚴重衝突。
歐巴馬（Barack Obama）時代提出Ｇ２（Group of Two），習近平則以「新型大國關係」回應。表面看來兩種關係沒有太大的不同，實際上卻包含了話語權的爭奪。Ｇ２強調的是義務，即中國要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要遵守國際秩序，不能再搭美國便車，要和美國攜手解決世界問題；新型大國關係強調的是權力，內涵是劃分勢力範圍，強調「亞洲的事要亞洲人解決」、「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國」。
川普讓現實主義重回美國
自由派的歐巴馬希望延續自由派的理論，通過構建更大的「朋友圈」，迫使中國接納國際秩序。在極端現實主義的川普（Donald Trump）上台後，美國政府的世界觀一八○度轉變，大國競爭的現實主義再次主宰美國政壇，貿易戰和科技戰都是美國民族主義的產物。中國反而拾起歐巴馬的自由派理論，不斷宣傳自由貿易和人類利益共同體。某種意義上說，中美雙方對調了劇本，
現在中美貿易談判進入關鍵點，結局難以預料，但中美根深柢固的矛盾還在，領袖特質沒有改變，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不太會成為一個值得紀念的年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