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怪波蘭駐台代表梅西亞說：「讓公義回歸人民很重要，這是支撐每個國家的社會力量支柱」。
照理說，波蘭應該感謝當年蘇聯對他們的「解放」與「建設」才對，為何後來對於共產黨與其幫兇卻恨之入骨？原因是蘇聯駐軍波蘭期間，與其支持下的波蘭傀儡政府共同迫害波蘭人民。這不是與國府自稱「光復」與「建設」台灣一樣嗎？沒有美國的反攻與原子彈的轟炸，國府如何「光復」台灣？沒有美援，又如何「建設」台灣？沒有美國的保護，國府如何「保衛」台灣？沒有日本根本博等退將的協助、孫立人的新軍為骨幹，以及美國的後勤支援，又如何保衛金門？
反觀我們呢？許多以前協助獨裁者迫害民主人士的幫兇與其子弟，至今還不是照樣享受優惠終身俸？甚至有人還是船業大亨！有些人可能畏罪已經移民海外，但照樣繼續領終身俸，包括當年涉嫌逼死陳文成的警總相關人員。而陳文成命案至今仍然是無頭公案，到底是誰幹的？大家心知肚明。沒有是非與正義的轉型正義，如何化解受害者內心的痛苦並凝聚社會共識？將心比心，那些要求人家向前看、不要向後看的人，如果是自己親人受害，也會如此寬宏大量嗎？他們是否知道，德國、波蘭與以色列等加害或受害的國家，可是年年回顧歷史，紀念大屠殺，告誡國人不可忘記嗎？
在盲目服從與道德良心之間，到底是甚麼比較重要？1992年2月柏林圍牆倒塌兩年後，當年守牆的士兵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因為他曾經擊斃一位攀爬柏林圍牆生的東德青年格夫洛伊。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辯護律師稱，亨里奇作為一名守衛，是在執行命令，作為一名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他別無選擇。法官賽德爾義正詞嚴地反駁道：「雖然作為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作為一名軍人，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當你發現有人翻牆越境，你在舉槍瞄準時，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法官又說：「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畢竟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也是如此，因為其母校美國維吉尼亞軍校教育他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憑自己的智慧與良知見機行事」。當年出征緬甸的孫立人，有兩次違抗蔣某人的命令，卻立下大功，包括在仁安羌拯救被日軍圍困的七千英軍與平民，以及後來撤退時不走蔣某人所要求的野人山路線，而是向西撤退到印度，保全新38師士官兵的生命與裝備，因為野人山叢林密佈，瘴癘蚊蟲與毒蛇猛獸很多，路途十分凶險。而接受蔣某人命令，選擇走野人山路線的指揮官杜聿明，則是丟盔卸甲，損兵折將，還平白犧牲了一位抗日名將戴安瀾將軍。當年出征緬甸的軍人，大都是響應蔣某人「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的知識份子，又都是配備美式武器與裝備，可說是當時國府最精銳的部隊，結果有好幾萬人平白喪命在野人山叢林中，昏庸的蔣某人難道沒有責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