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利益至上的社會裡，人文學科已逐漸被邊緣化，除此之外，人們對於文學似乎也存在著偏見。「文青」似乎是文學專業的人最常被貼上的標籤，而這個標籤在當代社會中伴隨著固定的穿著打扮、喜好、興趣等表面符號。久而久之，大家對於文學的印象也是如此的表面—斯文如徐志摩，嬌弱如林黛玉。
有人將文學譬喻為一面鏡子，能夠反映出當代社會的真實樣貌，然而它不但能反映現實，甚至能影響與改變現況，起碼前東德就注意到了這個事實，進而嚴格控管出版品內容。例如前東德作家Ulrich Plenzdorf的劇本Karla於1965年完成，但遭到限制出版，直到1990年才得以公開，拖延了25年，僅因內容講述一名教師不希望灌輸學生觀念，而欲培養其批判性與獨立思考能力。另一例為Erich Loest，他常在文章中批判當時的東德政府，這不但使他遭到當局逮捕，還被禁止於日後繼續寫作。或許有人會說這只是政府遭批判而惱羞成怒的作為，但也或許他們怕人們被文學啟蒙，進而開始思考、開始反抗。
然而，倘若社會處於一個繁華的世代，文學能貢獻什麼？以美國一九五○年代為例，那是個被許多人譽為「黃金年代」的繁華時期，人們的薪水翻倍漲，能夠買車、買房，大量的商品也都在此時被發明，如信用卡、彩色電視等，物質生活達到前所未有的榮景。然而，此時出現了一群被稱為「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作家，他們在華麗中看不到自己，進而反對如此的物質生活，並過起外人看來放蕩頹廢的生活—駕車橫越美國、吸大麻、飲酒，且作品裡多脫不了性。然而，他們當時並不被眾人所認同，因為眾人僅看到他們表面的頹廢，忽略了內在的理想。「垮掉的一代」作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Allen Ginsberg、Neal Cassady、William Burroughs及Jack Kerouac，其中除了William Burroughs就讀哈佛大學以外，其餘三人皆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絕不是社會邊緣人。Jack Kerouac的作品《在路上》(日後被翻拍為電影《浪蕩世代》)更使許多當時的年輕人走出溫室，甚至許多富裕家庭的嬌子與嬌女都願意拋下舒適的生活，到不同城市闖蕩，而這樣的生活方式與態度也連帶影響了五○年代的文化。若沒有當時這群作家，就沒有改變、沒有前進。
文學與眾人眼中僅止於賣弄詞藻的功用大相逕庭，且並非科技才是影響人們的生活的關鍵，它能改變人們的思考與價值觀，進而影響社會，有時甚至是在毫無察覺的時候。從當今最受歡迎的傳播媒體—電影來看，德國電影總愛從歷史反思，美國電影充斥著英雄主義，兩者風格與題材明顯不同，反映出文化上的極大差異，而大眾又多看好萊塢電影，是不是已被美國洗腦了而不自知，且當提到世界警察就想到美國？絕不要僅將文學聯想到表面膚淺的概念，它能為社會帶來的影響超乎想像。 （相關報導： 這張紙鈔上，印著日本人1000年來的驕傲！在台灣，有可能這樣重視文學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輔仁大學德語系碩士生、兼職德文筆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