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擁有某些權力，並不是我們的能力比別人強，而是我們比別人多一點幸運，所以更要謙卑。
這是我一直堅持的信念，不是來自深奧的學理，而是我個人的親身經歷。
國中二年級的冬天，我負責我們班學藝競賽最後一個項目-話劇比賽，只要這個項目又得冠軍，我們就可以代表學校參加全縣的學藝競賽，這是一個無比的榮譽之爭。當然，我們也就得了冠軍，國二男生在教室裡面的喧鬧簡直快把玻璃給震破了。
突然，有同學叫我名字喊說：薛老師找你！
這個薛老師是學校的心理輔導室主任，我們都知道他，但是他沒有教我們班，跟我更是一點瓜葛都沒有，我們只知道他有個女兒跟我們同屆，但也不認識。
為什麼找我？我到了教室門口，才剛站定位，兩個耳光就落在我臉頰上，眼冒的金星，至今我還清晰可見。
「說，為什麼偷東西？」「偷什麼東西啊？我哪有偷東西？」我泛著淚光回答。「還狡辯！」
緊接著又是兩個耳光！然後就把我拖往三樓的心理輔導是，把我踹倒在地上，拿起藤條鐵尺，打得我根本無法還手。
他打累了 在喘氣，我則跪在地上一直哭。
我眼角瞥見我們班長就在窗外，他也不過是個國二男生，只能眼睜睜看著我。然後我又看見教我們班心理輔導的年輕女老師，她面對的是一個抓狂的上司，也只能用同情的眼光看著我。
在學校的特殊權力關係場域裡，我們三個如何抵抗已經失去理智的使用權力者呢？這個時候，突然傳來一個輕賤訕笑的女聲。
「哎約！薛老師啊，我還以為你是跟哪個老師吵架這麼大聲呢？原來只是個學生啊！」她那輕薄的語調與態度，彷彿就是在看一隻狗被一群惡少欺負一樣。
她是誰？是教我們班國文的教務主任。他的加油添醋和圍觀拍手，換得我喘息的空間。
回到教室時，天早黑了，班上只剩下兩個同學等我，他們幫我收拾書包，就陪著一直哭的我，騎著腳踏車回家。多年後，我的同學說，那天他們真的很怕我騎著騎著就往屏東的萬年溪衝下去。
到了家，我還是一直哭，兩個同學什麼也不敢說就回家了，我爸媽根本不知道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而訓導主任就帶著一群老師，有本來就認識的，也有的是我們班同學的爸媽。
訓導主任一直說，這都是誤會，薛老師不是故意的！
當時沒有蘋果日報，當時民風保守，當時老師什麼都是對的，我爸媽考量我還要繼續在那個學校讀書，所以什麼都沒有追究。
最後查出來，話劇比賽過後，心理輔導室少了一把剪刀，而我們在製作道具的圖書室就在輔導室隔壁，他直覺就是我拿走的，但是他不知道他女兒那一班就在輔導室裡做道具嗎？
而那把被誣陷是我偷走的剪刀，事實上就是那班女孩子拿走的。其實也不算偷吧，就是收拾的時候一起拿走了！
這是一個既誣陷又不合比例原則的迫害性懲罰，打都打了，不然你想怎樣？甚至，連個薛老師親自登門道歉都沒有！
你以為事情結束了嗎？當然沒有！ （相關報導： 史孟康觀點：權力距離─阻礙台灣企業建立全球知名品牌的原因 ｜ 更多文章 ）
我們是男生班唯一好班，成績要求很嚴格，以九十分為基準，少一分都要打一下，不論是大小考。我原本國文成績都很好，從來沒有被打過，但是那次事件後，一次考試我考了個低於九十分的分數，依照規定，要排隊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