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文章，不是熱烈推崇習近平的個人美德，就是為習近平的集權鼓掌叫好，或為之解釋辯護。這不能不令人奇怪，為什麼鄭永年不去中南海做高級智囊幕僚，不乾脆主筆《人民日報》呢？而他仍然呆在島國新加坡，經常不辭辛苦地往中國跑。以外賓的身份效力，是否對中南海來說更有價值？
關於知識份子與權力的關係，鄭永年本人曾有過很不錯的論述。他說，西方知識份子的主體是解釋事物和世界的，而中國沒有以解釋事物和世界為使命的知識群體，中國體制下的知識份子「與權力靠得太近」，不是依附權力，就是依附利益。鄭永年因此對故國的知識份子有尖銳的批評。
然而，這就如著名的「波斯納之箭」，外賓鄭永年對中國知識份子射出的利箭，在飛行中拐彎改道，回頭射中了他這位射手。毫無疑問，鄭永年曾經是想要認真解釋事物和世界的，但他目前對中國的解釋，基本上是以中南海喜歡的解釋為解釋。這一類解釋怎麼可能有真知灼見呢？
「投誠」有供給與需求的原因
繞世界走了一圈，留學歸來的鄭永年成了紅朝的超級御用學者。在毛澤東時代，「投誠」是中國知識份子萬般無奈的選擇，不如此，寄人籬下的他們就沒法養家糊口。因此，很多老知識份子痛心疾首地承認：中國知識份子只是「附著在皮上的毛」，少有人敢於「妄議中央」。
那麼，當今沒有飯碗問題的海外學者，為什麼就不能有陳寅恪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去做一點真學問呢？為什麼像鄭永年這樣原本優秀的海外學者，最後仍然選擇了「投誠」一途？
這裡有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原因。天朝有讓海外學者為「中國模式」背書的需要，以增強自己的「理論自信」。當年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無理論可循，如今習近平倒行逆施，重新高度集權，令世界感到不可理喻。中南海因此希望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而國內學者沒有批評的自由，其讚美也沒有多大意義，只有海外人士在政治理論上做出肯定，才是天朝特別在乎的。
再從供給方看，像福山這種出類拔萃的西方學者，他們做學問憑藉的是個人理性和知識良心，其學術人格有著強烈的獨立性，很難屈從於功利價值，也很難遷就學術之外的政治勢力。因此，福山會毫不猶豫地拒絕為北京專制主義背書。
而鄭永年的所作所為，則令人想起中國的一句老話：「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方面，這與個人的人格層次有關；另一方面，搞政治學的學者很容易產生做「國師」的欲望。具有「國師情結」的學者，有的是為了借助掌權的君主實現自己政治理念，有的則是要報答帝王的賞識，鞠躬盡瘁，竭力去迎合皇上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