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至今還很難戰勝被朝廷寵信的誘惑，至今仍然有「國師情結」，這是由於，自古以來中國儒生就是一個依附性的階層，大一統專制使儒生只能依附政權才能獲取功名利祿，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遺傳至今的集體心理。由於中國與中共不是一回事，因此，被中南海重用的學者不應叫「國師」，而應該稱為「黨師」才對。
「黨師」不求真必然錯誤百出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被天子重用固然是很榮耀的事情，但知識和真理卻與此關係不大。御用學者的任務，是在精神上支持朝廷，使朝廷的政策師出有名，使不合法的政權具有合法性。因此，凡是做了「黨師」的學者，很難保持學者應有的正直誠實的品質，其學問也就變得非常可疑。於是我們看到，海外「黨師」鄭永年的觀點，如何不可避免地錯誤百出。
例如，鄭永年說，中共的執政基礎甚至要比很多西方類型的政黨制度還要廣泛得多。一位叫徐柯建新的學者撰文反駁說：威權主義者可以引誘甚至強迫人們入黨，但能夠掌握國家社會權力的人總是少數人，黨國的黨員越多，並不意味著黨國權力的分享者越多。鄭永年把走走樣子的「地方選舉」說成是中國模式中的「競爭」，也被徐柯建新先生斥責為「赤裸裸的撒謊」。
又如，鄭永年大談「西方民主沒有統一的模式」、「民主的獨特價值應該策略性地去實現」。針對這種與官方「國情論」一致的論調，旅美學者方紹偉反駁說：「西方民主在具體機制上是不統一的，但西方民主在抽象原則上是完全統一的。」「一個學者如果從這裡把自己的理論引向『各國的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邏輯能力問題，也可能有理論誠信問題，甚至兩個問題兼而有之。」
對於鄭永年推銷的「新加坡優質民主」的觀點，批評者就更多了。因為，健全的憲政民主必須包括多黨競選，分權制衡，自由輿論，公民社會，而新加坡的自由輿論比較差，連正常的民主社會都算不上。鄭永年還說：「民主本質不是多黨，而是競爭，是否競爭出高素質的政治治國人才，是否給人們帶來好的生活。」這就更可笑了，如果不允許多黨，你讓誰去和中國共產黨競爭呢？
前不久臺灣大選，網上流傳一個針對鄭永年的精彩段子，令人笑噴。「鄭永年說，蔡英文對外是烏克蘭陷阱，對內是希臘陷阱。何京鍇回應：包總對外是齊奧塞斯庫陷阱，對內是朴正熙陷阱。」所謂「包總」，就是以吃包子著名的習某人。
總之，被天朝御用的學者是很悲哀的。因為喪失了獨立人格就喪失了魂靈，他們的頭腦也不再清醒，為迎合朝廷所杜撰的學問必定是虛假的、荒誕的，既悖逆常識又混淆邏輯。對本國同胞遭受當權者壓迫的處境，御用學者們一概視而不見。經歷八九而又身在境外的鄭永年尚且如此，這說明，中國知識份子獨立人格的建構是何等艱難。
怎樣才能走出千年來依附朝廷的怪圈，這是當今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嚴峻的課題。只有在個人人格上努力自我提升，堅守其學術獨立性，社會也能提供一個自由而健康的環境，中國學者才能履行他們追求真知的天然使命。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爭鳴》月刊，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