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在戰後一手將民主引進日本。儘管小心翼翼地尊崇天皇的象徵性權威，他還是像個元老（genro）一樣統治日本；元老是十九世紀在天皇背後擔任顧問的資深政治家。麥克阿瑟頒佈了一連串命令，解放婦女、授權工會成立，並開始打破封建財閥（zaibatsu），即稱霸日本商業數百年的寡頭統治階級。《紐約時報》指出，他的治理「是政府的模範，也是和平帶來的好處」。
然而，麥克阿瑟的改革困擾了華盛頓的冷戰戰士。在佛瑞斯托與肯楠等人的眼中，那些痛苦的改變，尤其是對財閥的攻擊，導致日本動盪不安，因此也難以招架共黨分子的顛覆。一九四八年二月，圍堵政策的作者便獲派去對麥克阿瑟曉以大義。
肯楠發現，華盛頓與麥克阿瑟之間的關係「十分疏遠且充滿不信任，因此我的任務就像一名特使，負責打開溝通管道，並與一個敵對且多疑的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這位害羞的外交官竟然與率直的將軍相當契合，或許是因為兩人在自己的領域都是心懷願景的遠見家。結果，幾乎不需要別人勸說，麥克阿瑟也明白共產主義對遠東與歐洲都是一大威脅。肯楠說服了麥克阿瑟，將重點從政治改革轉往經濟復原，日本的經濟奇蹟於焉展開。「我認為自己促成這種改變的角色，是我自馬歇爾計畫之後在政府裡所做最具建設性的貢獻。」肯楠後來寫道。日本成為反共的堅固堡壘，不過那是麥克阿瑟最後一次客氣地聽從華盛頓的意見。
這位即將年屆七十的老戰士不想只是擔任和平時期的地方總督。雖然他太瞭解戰爭，因而憎惡戰爭，可是北韓攻擊南韓時，他還是精神為之一振。身為美軍指揮官，他不把這場戰爭視為區域性的「維安行動」，而是他最後、最偉大的戰役，對抗的不只是北韓，還有共產主義。
他認為這是一場規模更龐大、爭奪全亞洲控制權的戰爭，因此不認同艾奇遜不願意「與蔣委員長綁在一起」。他認為蔣介石會是個潛在的盟友，平息共產主義浪潮的得力助手。七月底，他前往台灣與蔣委員長建立交情。
他受到十分熱情的歡迎。他親吻蔣夫人的手，稱呼蔣介石是「我的沙場老伙伴」，即便他們從未見過面；接下來是數不清的敬酒、宴席、部隊巡視。陪同前來的國務院官員明顯被排除在所有的會談以外。心滿意足之後，麥克阿瑟發出一份極為熱情的新聞稿，對蔣介石讚揚有加，然後返回東京。
杜魯門與艾奇遜感覺到遠方有麻煩，尤其是特殊管道的消息來源告訴他們，七十歲、來日無多的麥克阿瑟有意對抗每個地方的共產黨，包括中國大陸在內。那是災難即將來臨的徵兆，儘管當時艾奇遜認為麥克阿瑟主要是擺擺姿態給共和黨右翼分子看。跟華盛頓的許多人一樣，艾奇遜假定麥克阿瑟希望從軍中退伍後進入白宮任職。 （相關報導： 蔣介石派兒子遊說甘迺迪支持反攻-《刺殺蔣介石》書摘(3) ｜ 更多文章 ）
杜魯門打電話給紐約的鮑伯‧羅威特，後者此時仍靜靜地在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工作，回絕政府的職務（最近拒絕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大使的職位）。杜魯門知道羅威特是探聽哈里曼想法的最佳來源。「你認為艾佛瑞可以當哪一種調查記者？」總統問道。羅威特瞭解哈里曼很頑固，便回答他會是一個機靈且積極的調查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