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冬，我由父親作陪，由德里赴加爾各答探望我的堂哥莫尼，父親兼任嚮導和同伴，只是他一路上悶悶不樂，若有所思，獨自沉浸在我只能約略感受到的苦悶裡。我父親兄弟五人，他是老么，莫尼是最年長的姪兒，也是他大哥的兒子。自二〇〇四年，四十歲的莫尼關進了精神病院（父親稱之為「瘋人院」），診斷結果是「思覺失調症」（即精神分裂症）。他得服下形形色色的抗精神病藥物和鎮靜劑，整天都有看護照顧，為他洗浴餵食。
我父親從不相信莫尼有病。這些年來他冥頑不靈，獨力對抗照顧他姪兒的精神病醫師，希望能說服他們：他們的診斷是天大的錯誤，說不定哪一天，莫尼破碎的靈魂會神奇地自行痊癒。我父親曾兩度造訪這家位於加爾各答的機構──其中一次並未預先通知，他希望能看到莫尼改頭換面，在鐵柵欄門後悄悄過著正常的生活。
一九七五年，當時我五歲，父親的四哥賈古搬來德里與我們同住。他也有精神崩潰的現象。賈古生得又高又瘦，帶著略顯凶悍的眼神和一頭糾結的亂髮，長得就像孟加拉版的美國歌手吉姆．莫理森（Jim Morrison）。和二十歲才發病的拉結什不同的是，他自幼就有精神問題。賈古生性內向畏縮，除了祖母之外，他對任何人都退避三舍，無法工作，生活也不能自理。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出現更嚴重的認知問題：幻象、幻覺，聽到腦裡有人指揮他要怎麼做。他捏造了數十個陰謀：我家門外賣香蕉的小販偷偷記錄了賈古的言行舉止，說他自言自語，特別迷戀自訂的火車行程（「由西姆拉搭卡爾卡特郵車到豪拉，然後在豪拉轉札格納斯快車到浦里」）。他依舊會有溫情流露的時刻──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破了家裡珍藏的威尼斯花瓶，他把我藏在他的被子裡，還告訴我媽他有「成堆的現金」可以買「上千個」花瓶賠償。不過，這件事其實也說明了連他對我的愛都含有思覺失調和虛談症（confabulation）。
拉結什從未經過正式診斷，賈古卻有。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一位德里的醫師在看診之後，說他精神分裂，但並未開藥。賈古繼續住在家裡，半躲藏地待在我祖母的房裡（就像許多印度家庭，我祖母也和我們同住）。祖母再度遭到圍攻，而這回她以加倍的凶猛，擔起捍衛賈古的角色。往後約有十年，她和我父親處於一種微妙的休兵狀態，賈古由她照顧，在她房間吃飯，穿著她為他縫製的衣服。當賈古在夜裡因恐懼和幻想而特別躁動不安時，也是由她像哄孩子一樣，用手摸著他的額頭，哄他上床。一九八五年，她去世，他離開我們家，怎麼勸也不肯回來。後來他到德里加入宗教團體，直到一九九八年去世。 （相關報導： 世界愛滋病日：如果「基因編輯嬰兒」不可行，我們還可以如何有效防治愛滋病？ ｜ 更多文章 ）
我父親和祖母都認為賈古和拉結什的精神疾病，皆源自印巴分治的劫難，甚至根本全是因為這個事件造成的，它造成的政治創傷最後昇華為他們的精神創傷。他們知道分治不僅分裂了國家，也分裂了心靈。印巴作家沙達特．哈桑．曼托（Saadat Hasan Manto）寫過一篇關於分治的短篇故事〈托巴克科辛〉（Toba Tek Singh），可說是關於這個主題最知名的故事，主角是一個瘋子，他徘徊在印巴邊界之間，也在理智與瘋狂之間擺盪。我祖母認為，局勢動亂不安和我們家族由東孟加拉遷到加爾各答，讓賈古和拉結什的心靈漂泊不定，只是他們倆表現出來的方式正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