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冬，我由父親作陪，由德里赴加爾各答探望我的堂哥莫尼，父親兼任嚮導和同伴，只是他一路上悶悶不樂，若有所思，獨自沉浸在我只能約略感受到的苦悶裡。我父親兄弟五人，他是老么，莫尼是最年長的姪兒，也是他大哥的兒子。自二〇〇四年，四十歲的莫尼關進了精神病院（父親稱之為「瘋人院」），診斷結果是「思覺失調症」（即精神分裂症）。他得服下形形色色的抗精神病藥物和鎮靜劑，整天都有看護照顧，為他洗浴餵食。
我父親從不相信莫尼有病。這些年來他冥頑不靈，獨力對抗照顧他姪兒的精神病醫師，希望能說服他們：他們的診斷是天大的錯誤，說不定哪一天，莫尼破碎的靈魂會神奇地自行痊癒。我父親曾兩度造訪這家位於加爾各答的機構──其中一次並未預先通知，他希望能看到莫尼改頭換面，在鐵柵欄門後悄悄過著正常的生活。
一九七五年，當時我五歲，父親的四哥賈古搬來德里與我們同住。他也有精神崩潰的現象。賈古生得又高又瘦，帶著略顯凶悍的眼神和一頭糾結的亂髮，長得就像孟加拉版的美國歌手吉姆．莫理森（Jim Morrison）。和二十歲才發病的拉結什不同的是，他自幼就有精神問題。賈古生性內向畏縮，除了祖母之外，他對任何人都退避三舍，無法工作，生活也不能自理。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出現更嚴重的認知問題：幻象、幻覺，聽到腦裡有人指揮他要怎麼做。他捏造了數十個陰謀：我家門外賣香蕉的小販偷偷記錄了賈古的言行舉止，說他自言自語，特別迷戀自訂的火車行程（「由西姆拉搭卡爾卡特郵車到豪拉，然後在豪拉轉札格納斯快車到浦里」）。他依舊會有溫情流露的時刻──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破了家裡珍藏的威尼斯花瓶，他把我藏在他的被子裡，還告訴我媽他有「成堆的現金」可以買「上千個」花瓶賠償。不過，這件事其實也說明了連他對我的愛都含有思覺失調和虛談症（confabulation）。
拉結什從未經過正式診斷，賈古卻有。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一位德里的醫師在看診之後，說他精神分裂，但並未開藥。賈古繼續住在家裡，半躲藏地待在我祖母的房裡（就像許多印度家庭，我祖母也和我們同住）。祖母再度遭到圍攻，而這回她以加倍的凶猛，擔起捍衛賈古的角色。往後約有十年，她和我父親處於一種微妙的休兵狀態，賈古由她照顧，在她房間吃飯，穿著她為他縫製的衣服。當賈古在夜裡因恐懼和幻想而特別躁動不安時，也是由她像哄孩子一樣，用手摸著他的額頭，哄他上床。一九八五年，她去世，他離開我們家，怎麼勸也不肯回來。後來他到德里加入宗教團體，直到一九九八年去世。
我父親和祖母都認為賈古和拉結什的精神疾病，皆源自印巴分治的劫難，甚至根本全是因為這個事件造成的，它造成的政治創傷最後昇華為他們的精神創傷。他們知道分治不僅分裂了國家，也分裂了心靈。印巴作家沙達特．哈桑．曼托（Saadat Hasan Manto）寫過一篇關於分治的短篇故事〈托巴克科辛〉（Toba Tek Singh），可說是關於這個主題最知名的故事，主角是一個瘋子，他徘徊在印巴邊界之間，也在理智與瘋狂之間擺盪。我祖母認為，局勢動亂不安和我們家族由東孟加拉遷到加爾各答，讓賈古和拉結什的心靈漂泊不定，只是他們倆表現出來的方式正好相反。
拉結什在一九四六年抵達加爾各答，正當這個城市自己也失去理智之時──它的神經失調，愛遭到剝奪，耐心消耗殆盡。湧進一波波來自東孟加拉的人民，先知先覺的人率先填滿了加爾各答的主要車站西爾達（Sealdah）附近的低矮房屋，祖母也是這裡貧困民眾的一員：她在離車站僅一步之遙的哈亞特坎巷（Hayat Khan Lane）租了一間三個臥房的公寓，月租五十五盧比，折合今天的幣值大約一美元，這是沉重的負擔。堆疊起來的房間好像打群架的兄弟，對面就是垃圾堆。儘管公寓很小，但有窗戶和共用的頂樓，孩子們可以親眼看到新城市和新國家的誕生。街頭巷尾時時都有暴動；當年八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發生特別嚴重的衝突（後來稱為加爾各答大屠殺），造成五千人死亡，十萬人流離失所。
那年夏天拉結什親眼見證了如潮湧的鬧事群眾，拉爾巴扎（Lal Bazar）的印度教徒把穆斯林拉出商店和辦公室，在大街上把他們活生生地開膛剖肚，穆斯林也以同樣凶殘的手段，在拉亞巴扎（Rajabazar）和哈里遜路（Harrison Road）附近的魚市場展開報復。暴動過後不久，拉結什便精神崩潰。這座城市雖然穩定了下來並逐漸痊癒，他卻留下了永遠的傷疤。八月的大屠殺過後，拉結什出現了一連串妄想症狀，變得越來越畏縮，晚上上健身房的次數也越來越頻繁。接著，他出現了狂躁、隱隱發燒的症狀，最後突然發病。
如果拉結什的瘋狂是因來到加爾各答而生的瘋病，那麼賈古的瘋狂就是離開老家的瘋狂，我祖母對此深信不疑。在巴里薩爾（Barisal）附近的老家狄赫戈提（Dehergoti）村，賈古的精神狀態有朋友和家人支持，他可以在稻田裡撒腿奔跑，或在水池裡游泳，就像其他孩子一樣手舞足蹈，自由自在──幾乎正常。可是在加爾各答，他就像連根拔起的植物，離開自然棲地，凋零枯萎。他由大學輟學，把自己永遠封閉在公寓的窗畔，茫然地望著外面的世界。他的思緒糾纏不清，言談也漫無章法。拉結什的心智被伸展到脆弱的極致，而賈古的心智卻在房間裡默默壓縮；拉結什夜裡在城內漫遊，賈古把自己封閉在家裡。
這種奇特的精神病分類方式（拉結什是精神崩潰的城市老鼠版，而賈古是鄉下老鼠版）儘管方便且言之成理，可是在莫尼也開始出現精神病問題時，就說不通了。莫尼生長的背景並非印巴分治之時，他從未流離遷徙到他鄉，一直都在加爾各答安全的家裡生活，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的精神發展卻走上賈古的軌道，青春期出現的幻覺和幻聽、離群索居的需求、誇張的虛談現象、心神迷亂失序，都教人想到他叔叔。莫尼十多歲時來德里探望我們，原本我們要一起去看電影，但他把自己鎖在我們家樓上的浴室裡不肯出來，僵持了近一個小時，直到祖母把他揪出來。她走進浴室，發現他縮成一團，躲在角落。
二〇〇四年，莫尼挨了一群暴徒的揍，據稱是因為他在公園便溺（他告訴我，耳朵裡有聲音要他「在這裡小便，在這裡小便」）。幾週後，他犯了「罪」，這項罪荒謬到只能證明他的心智已然迷失：他被逮到調戲暴徒的妹妹（這回他又說是那些聲音要他這樣做的）。雖然莫尼的父親想要上前搶救，但莫尼依舊被打得半死，嘴唇裂開，連太陽穴也被打破了，嚴重到須上醫院治療。
這次的狠打是想要把他打醒（經警方查問，肇事者說他們只是想「驅趕糾纏莫尼的惡靈」），然而，莫尼腦海裡的魔鬼卻越來越大膽且堅決。那年冬天，又一次幻覺和嘶嘶不絕的腦中聲音，讓他終於住進了精神病院。
莫尼告訴我，他進病院是半自願的：他要的不是精神的復原，而是身體的避難所。醫師開了各式各樣的抗精神病藥物，他也逐漸有了改善，但顯然一直不到可以出院的地步。幾個月後，莫尼還未出院，他的父親去世了，而他母親數年前早已過世，剩下唯一的手足是住得很遠的妹妹。於是，莫尼決定留在精神病院，反正他也無處可去。精神科醫師勸大家不要用「精神病收容所」（mental asylum）這個古老的名稱形容精神病院，但對莫尼來說，這個名稱無比正確：這裡為他準備了此生一直得不到的庇護和安全，他成了自願進籠子的鳥兒。
＊作者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癌症醫師、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著有《重新認識醫學法則》，以及榮獲二〇一一年普立茲獎非小說類大獎的《萬病之王》。他的文章散見於《自然》、《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紐約時報雜誌》和《新共和》等刊物。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