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談起了唐代胡漢交融，當時胡人之多，且分布社會各階層，阿城舉例唐代的名臣們：「尉遲恭尉遲敬德，他那眼睛是綠色的。歐陽詢根本就是個法國小老頭。」聽得我們大笑之餘，也給了我們靈感，讓演員的選擇更加自由了，多民族交融唐代中原，除了金髮碧眼的北歐人種可能還是突兀了點，其餘人種幾乎齊備，簡直得愛找誰演就找誰演。（《刺客聶隱娘》全片連結）
關於唐代人群雜處，阿城提出兩個名詞：「胡化的漢人」，與「漢化的胡人」。
要解釋阿城的這套觀念，免不了要從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講起，那是個胡漢交融的時代， 漢化的胡人，如元誼一家人。原先根據史料，我們即知元家並非漢人，卻是讓阿城一句話提醒了我們：「元家？那可是皇族，拓跋氏的。」又特別叮囑我們挑選演員要注重鮮卑長相，鮮卑美女臉型瘦長，高顴高額，眼珠子要特別的黑白分明。《魏書》開篇即言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後為跋，故以為氏。」拓跋氏，原為鮮卑氏族之一，如今也是見諸百家姓中的漢族複姓。拓跋氏與元姓扯上關係，就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權，北魏漢化的關鍵人物是孝文帝，禁胡服胡語，遷都洛陽並改鮮卑姓為漢姓，也才會有拓跋姓改作元姓之事，那是元誼祖上的事了。
漢人的胡化，與胡人的漢化同時在發生，一般認為胡化漢人如「四姓」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建立了唐朝的隴西李氏亦然（部分史家如陳寅恪考證，認為李唐並非源於隴西李氏而是趙郡李氏，然而目前大多數人還是如此認定）。這些漢人望族是北朝胡族政權指定外婚的對象，故漸漸胡化甚至空有漢人之名，實則與胡人無異。我們設定的魏博田家，固然不是如此顯赫大族，但也是胡化漢人之一。
南北朝時的胡漢交融，是個長時間發展、不那麼戲劇化的事，畢竟我們讀史時的寥寥幾行字，都是上百年的漫長時間。事實上，與其說漢化、胡化，更近似於雙方「朝中間靠攏」，唯獨這一遭，主場屬於漢民族，且不可否認的，農業文明總要比游牧文明根基深厚些，因此我們看到，胡人的漢化彷彿要較漢人的胡化更深刻，層級更高，提升到統治與文化層面。漢人的胡化就比較停留在器物與日常生活上，這樣的胡化，漢人並不太有自覺，單純像是，胡服方便騎射，那我們就穿胡服；胡牀坐起來比較舒服，就弄張胡牀來坐坐；胡樂歡放比中原絲竹樂易於歌舞，那麼下次的宴會我們就選胡樂伴奏吧……我們今天愛用日本貨、愛看韓劇，難道會因此就認為自己在「日化」、「韓化」？但也許後世之人真是如此看待我們，也未可知。
因此我們看到了，五胡亂華時北朝的漢人們，他們投身於胡族政權之下，不求恢復漢民族的政權，他們將統治階層的胡人一步步領向漢化，倒也不是「你滅我的國，那我就滅你的文化」這麼激烈情緒性，而是單純的現實考量，畢竟漢民族的這一套，是歷史長期磨合下來的，要說是「漢民族的治理方式」也沒錯，但我想更該稱作「適合這片土地這些人民的治理方式」。因此我們看見王猛、崔浩、高允如此，行三長制、均田法、班祿制的北魏的文明皇后馮太后尤其如此，這些人有沒有清晰的胡漢意識？我想是有的，也才會崔浩監修北魏國史，被太武帝夷九族之事。然而大致上，他們所執行的漢化政策，便於統治仍是最根本的理由。
任用這些漢人的胡族君長是否明白這一點？我想也是明白的，但他們清楚馬上打天下是胡族所擅長，因游牧本就是一種軍事組織（也因此，戰亂時期反倒會是漢人胡化得深），而總有一天他們得下馬來治天下，這時就得用漢族的那一套了。漢化是必然的趨勢，一切以現實考量為出發，當然不同君主的漢化措施有深有淺，面臨的阻力與胡漢文化的拉鋸也各不相同，一些個人情感的成分也許能讓漢化進程加速個十年二十年，會讓漢化更欣然更不抵抗些，但絕對不是主因。如北魏孝文帝，對文明皇后的孺慕之情固然是漢化政策的推力之一，但絕非後世常見的解讀，孝文帝漢化只是因為「我好愛我阿嬤，我要當我阿嬤那種人」。
在西方史家的觀念裡，北朝時的五胡亂華，已算是「亡國」，漢族建立的政權淪於入侵的外族之手（西方人的眼中的蠻族入侵滅亡西羅馬帝國，文明的覆滅導致其後的黑暗時代），然而當時的漢民族乃至他們後代的我們，都不認為有亡國這回事，除了前面講了一大堆，這是兩群人相互影響相互吸納對方文明的長時間相處，此外尚有一個原因在於，東方（或直接說中國）西方的文明形式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明由上層社會乃至統治階級傳承，一旦政權被滅亡了，文明跟著覆滅，那就是徹徹底底的亡國了；而中國歷史並非如此，五胡亂華甚至是更久以後的元朝清朝，外族入侵滅亡的是漢族政權，卻不影響民間的活力，而民間方是漢族文明主要的載體，因此漢民族好端端在著，漢文明也就不會滅亡，惟吸納了外來的胡族文化，文明內容更加充實如夜空繁星，如花綻放出了唐朝。
那是聶隱娘的時代。
＊作者為電影《刺客聶隱娘》編劇團隊成員、台北文學獎年金計畫得獎人。本文選自作者新書《行雲紀─〈刺客聶隱〉》拍攝側錄》（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