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處於風險，又有足夠籌碼，誰就有資格上談判桌」。
在全球秩序快速崩解的背景下，東歐、中東與亞太三大地緣熱點先後陷入戰火或軍事對峙。雅爾達協議所奠定的戰後秩序已難以回應當前威脅，新的制度設計與大國協調成為全球和平的迫切需求。
前言─全球戰略秩序崩解，與新雅爾達協議契機？
過去十年來，三大地緣政治熱點，東歐——俄羅斯與西方、中東——以巴問題，與亞太——台海兩岸，一直被視爆發戰爭的高風險區域。
到了2025年，風險已成為現實：這三大區域中，已有兩處陷入殘酷戰火，而第三處則正處於衝突邊緣。俄烏戰爭已持續三年；以哈戰爭也進入第五百多天；台海雖未正式爆發戰爭，但軍事緊張與武裝衝突風險正急遽升高。
系統性分析顯示，這些持續進行或即將爆發的衝突，皆源於國際秩序的瓦解，與二戰後某些區域未設定清晰勢力邊界，所導致的權力真空。
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齊聚克里米亞的雅爾達，會商戰後世界格局，締造了歷史上的「雅爾達協議」。雖然，對這個協議的評價並不光彩，犧牲小國利益，滿足大國的貪婪，但不可否認他帶來長期和平。
該協議中對勢力範圍的劃分與秩序安排，雖未涵蓋全球，卻基本維持了歐洲數十年間的戰略穩定。直到77年後，2022爆發俄烏戰爭。亞洲曾爆發韓戰與越戰，但本質上仍屬局部衝突。1950年韓戰的爆發，是在金日成於斯大林支持下入侵南韓之後，美、中先後被動捲入。當時的大國之間並未主動正面交手，仍維持著可控冷戰邊界與默契。
在歐洲，當年所劃定的東西陣營邊界早已模糊，尤其在蘇聯解體與北約東擴之後。烏克蘭，這個最大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試圖脫離俄羅斯軌道、轉向歐洲，最終成為引爆自二戰以來，歐洲最血腥戰爭的最後一張地緣骨牌。
在中東，以色列則是在雅爾達會議召開三年後，於1948年正式建國，而整個中東地區長期處於無序與競逐的灰色地帶。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和2011年顏色革命以來，多個國家爆發內戰，恐怖主義橫行，區域秩序已蕩然無存。
在亞太，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加上其對台灣的統一戰略，美國從軍方到政界都一再預告，解放軍將在某個時機點——如2027——建軍100年，跨海進攻台灣。而中國在南海島礁的建設及主權宣示，被美國視為推動新擴張主義，導致中美在亞太軍事對抗升高。兩岸關係急遽惡化緊繃，已成為新一波地緣政治風險的核心。
這一切揭示出一個殘酷現實：建立於雅爾達框架上的戰後國際秩序，已無法處理當前演化中的地緣局勢與新興全球威脅，這套架構實質上已經崩解。
一、《新雅爾達3+1戰略協議》
華盛頓、莫斯科與北京——三大強權的首都——如今正站在戰爭與和平的交匯點。而一向把交易掛在嘴邊的川普，也隨時準備與夠分量、有籌碼的對手——普丁與習近平——上桌談一場「大交易」。但談判桌上不能缺少另一個關鍵角色：以色列。
正如我們提出的原則：「誰處於風險，又握有足夠籌碼，誰就有資格上談判桌。」
特拉維夫——雖非以色列法律上的官方首都，卻是實際的外交與安全決策中樞，完全符合這項標準。儘管以色列國土不大，卻長期處於中東安全衝突的核心地帶，是區域內唯一具備自主軍事行動能力與國際對話能量的行為者。它不僅承擔前線風險，也具備參與制度設計與推動地區秩序重建的現實條件，有潛力成為全球「第四戰略首都」，與三大強國並肩，參與中東制度重建工程。
事實上，東歐、中東與亞太三大熱點並非彼此獨立，而是相互牽動。任何一場衝突的結果，都可能直接影響其他地區的局勢。若川普、普丁與習近平能展開高層談判，進行戰略協商與利益交換，再加上以色列在中東的實質參與，便有機會建立一套新的權力平衡框架，穩定三大地區，重建有效的國際秩序。
基於這樣的判斷，我們提出一套新型的戰略模型與制度設計：
《新雅爾達3+1戰略協議》，其核心由三項原則構成：多邊對話、戰略交易、秩序重建。
- 多邊對話：不是由某一國單獨主導，而是三方以上共同參與，坐下來談，讓每一方都有發言與協調空間。過去的許多衝突，只靠雙邊談判無法解決，必須擴大參與者，才有突破的可能。
- 戰略交易：不同地區之間可以互相調整與交換角色。一方若在某地降低對抗、協助穩定，另一方可以在其他地區做出回應。這種跨區域、分工互補的交換方式，比在每個地區硬碰硬，更能減少風險、爭取空間。
- 秩序重建：重點不在於誰輸誰贏，而是要重新劃出合理的界線，設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安全安排。透過制度設計來預防衝突，而不是依賴軍事壓制。
這三項原則——對話、交換、重建——構成《新雅爾達3+1戰略協議》的核心內容，也反映我們對當前全球亂局的回應方式：與其讓衝突擴散，不如由有能力的行為者共同出面，建立一套可談、可換、可守的制度基礎。
二、華盛頓：從單邊主義挫敗到戰略交易回歸？
2025年1月20日，川普再度入主華盛頓的白宮。與他一同重返世界舞台的，並不只是某種個人風格或對「美國再強大一次」的訴求，而是一整套明確的戰略目標——用「交易」來取代戰爭，用「壓力」取代聯盟，用「可控衝突」取代戰略僵局。
他上任後第一個外交目標，即是處理俄烏戰爭。川普主張美國不應再為基輔埋單，也不應讓烏克蘭成為拖垮美國軍費與全球影響力的戰略黑洞。他大幅減少對烏援助，切斷情報共享，並透過幕僚放話，若澤倫斯基拒絕談判，烏克蘭將無法再獲得任何實質支持。
這種高壓談判手法，雖引發美國內部爭議，卻符合他一貫的「逼對手就範」邏輯。但問題在於——川普能逼迫烏克蘭退讓，卻無法逼歐洲接受妥協。
歐洲主要國家，特別是英國與法國，依然堅持支持基輔。他們視烏克蘭為歐洲安全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深怕一旦烏克蘭倒下，俄羅斯下一步將威脅波羅的海與中東歐其他國家。川普未能改變這種地緣焦慮，也未能提供一個能說服歐洲的替代性安全安排，讓停火談判長期陷入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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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川普也試圖複製其第一任期的策略。他曾透過沙烏地阿拉伯對伊朗釋出談判意願，提出若德黑蘭能停止支持胡塞、真主黨與哈瑪斯，美方將考慮重啟對伊朗的核協議談判。但伊朗拒絕這種「先制約、後談判」的方式。最終談判破局，美國反被捲入與胡塞的軍事衝突，甚至導致美軍航母在紅海遭遇導彈襲擊，進一步升高地區緊張。
這場突襲凸顯一個事實：美國已難再透過單邊協商安撫所有對手，也難再靠盟友默契維持區域穩定。
在這樣的困境下，川普寄望於他自認的「私交」資產。2025年3月10日，《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川普與習近平正在考慮於6月舉辦「生日峰會」，因為兩人生日只差一天。川普甚至在公開場合表示，這樣的私誼可能為中美達成「大交易」創造契機。
然而，這種構想迄今未有具體進展。事實上，川習關係在第二任期已無實質互信基礎。兩人於第一任期達成的中美貿易協議僅具象徵意義，而現今中美在台海、晶片、供應鏈與全球制度上的對立，遠超過任何「個人關係」所能彌補的程度。
川普的外交政策，也遭遇來自盟友與國內輿論的雙重壓力。與加拿大的貿易衝突升高；與北約的資金分攤爭議再起。美國主流媒體持續批評其**「退群外交」與「盟友羞辱戰略」**，質疑他正將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拱手讓人。
但回顧川普的第一任期，可以發現這些挫敗並非偶然，而是來自其對國際秩序的獨特理解：他相信沒有永遠的盟友，只有交易價值；沒有制度安排，只有博弈平衡。
正是在這種邏輯下，川普於2017至2020年間，與以色列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戰略對接：
1. 2017年12月6日，川普宣布正式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2. 2018年5月14日，美國大使館由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
3. 2019年3月25日，川普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
4. 2020年8–12月，促成以色列與阿聯、巴林、蘇丹與摩洛哥建立外交關係，即著名的「亞伯拉罕協議」。
此外，川普也於2018年5月8日宣布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JCPOA），並對伊朗祭出全面制裁。
這一系列舉措，不僅重塑了以色列的區域外交地位，也讓川普在猶太社群與美國保守派中獲得高度支持，甚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但這些舉措，卻未能為中東帶來真正和平。2023年10月7日，哈瑪斯突襲以色列，引爆新一輪以哈戰爭，戰火至今延燒五百餘日，證明單邊施壓與強力外交難以形成穩定安全框架。
如今，以色列雖依然是美國重要盟友，但其安全已不再能單靠美方庇蔭而得以維持。紅海衝突、黎巴嫩前線壓力、伊朗代理人活動，使特拉維夫實際成為中東戰略穩定的關鍵支點——也是華盛頓、莫斯科與北京必須共同考量的制度轉接點。
川普是否已意識到「孤狼外交」的侷限尚不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一個單邊主義已無法應對複合地緣風險的世界裡，「交易藝術」若想轉化為和平結構，必須進入一個更具制度框架、參與多邊對話的場域。
三、莫斯科：以烏克蘭戰略縱深換取中東穩定與全球交易
俄羅斯總統普丁的立場始終明確，知道自己要什麼。自2014年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並舉行公投回歸以來，他便要求國際社會正式承認克里米亞為俄羅斯領土；進一步地，普丁主張，頓巴斯與其他烏東地區應該自治，烏克蘭不得加入北約。
他之所以堅持克里米亞的主權訴求，不僅出於歷史與民族認同，更出於軍事戰略考量。克里米亞自1783年由俄羅斯帝國自鄂圖曼手中吞併以來，一直是黑海艦隊的核心基地，也被視為俄國不可分割的疆域。
當年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雖為俄羅斯族人，卻長期在烏克蘭東部工作，深具烏克蘭色彩。1954年，他主動將克里米亞「慷慨地」，從前蘇聯俄羅斯共和國的版圖上，劃分給烏克蘭共和國。當時這項安排並未引發爭議，因為仍屬聯邦體制內部調整，沒有人會料到蘇聯會解體。
然而，對今日的莫斯科與普丁而言，這是一場歷史錯置，也是一種地緣遺憾。克里米亞從未真正脫離俄羅斯的國家認同與軍事結構，它始終是俄國的象徵性疆界與海權基石，不容退讓。
同樣地，在戰場上取得優勢的普丁，也將頓巴斯與其他烏東地區，視為「大俄羅斯」歷史與文明版圖的一部分。儘管在蘇聯時期這些地區的行政劃分屬於烏克蘭共和國，但從語言、族群與歷史文化連結來看，它們理應重回俄羅斯的國家懷抱。
烏克蘭與俄羅斯接壤超過2,000公里，是歐洲幅員最大且與俄羅斯有長邊界交界的國家。從普丁的戰略邏輯出發，唯有穩固克里米亞與東烏地區的控制權，並確保烏克蘭的永久中立與徹底非軍事化（包括將其武裝部隊規模壓縮至五萬人以下），俄羅斯才能保住其東歐戰略緩衝區與國家安全底線。
在川普與普丁可能展開的「大交易」中，歐洲勢力範圍的重劃無疑是核心議題，但對莫斯科而言，這場談判遠不只是領土交換，更是一次攸關國家地位與制度重返的歷史機會。俄羅斯的「戰略清單」至少包括以下三項關鍵訴求：
- 第一，美國必須公開承諾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結束數十年以來的制度性敵意與政治圍堵。
- 第二，國際社會需正式承認或默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頓巴斯與烏東地區的主權主張，並承諾不再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
- 第三，全面解除自2014年以來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與金融制裁，使其能重返全球經濟體系，恢復制度合法性與國際參與地位。
據報導，川普於2025年2月與普丁通話中，直接表達其願景。他要求普丁運用對伊朗的影響力，推動德黑蘭重返核協議談判，同時對伊朗施壓，停止支持反以色列的代理組織——包括胡塞、真主黨與哈瑪斯。
長期以來，川普一直被視為歷來最親以色列的美國總統。他對以色列的外交支持，或許是其任內最具代表性的外交遺產，甚至凌駕於他對中國政策的強硬立場之上。
3月18日，剛和普丁通完2個多小時電話，川普很快在白宮接受《Fox News》採訪。他說，與普丁的交談「富有成效」。他還說，要阻止中俄這兩個國家「結盟反美」的可能，稱這兩國的友誼關係並非「自然而然」形成。
《Fox News》的採訪中，川普聲稱，「作為一個學過歷史的學生……我看過所有的歷史，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讓俄羅斯和中國走在一起。」
如果，川普最終成功促成烏克蘭戰場的停火與基本和平協議，他將立即兌現他的選舉承諾——帶來和平。並實現其第二任期優先戰略目標：讓美國從歐洲撤身，將有限的軍事與外交資源重新部署於印太，集中應對中國的崛起。
正如其副總統J.D.范斯在2025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所強調，美國的真正戰略挑戰不在基輔，而在北京。
不過，雖然川普不想讓俄羅斯和中國走得太近，但他目前為止，也無法與中國走得太遠。他還需要中國的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