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新加坡駐美國大使米爾普里（Ashok Kumar Mirpuri）投書《紐約時報》，反駁我先前發表在該報的一篇文章，上述那句話是他的結論。我的文章描述新加坡與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如何在死刑議題上一搭一唱，並且有志一同將「假新聞」的相關論述化為武器。
米爾普里大使寫道：「韓俐穎的文章將新加坡描繪為一個威權主義的樂園，對政府的批評會遭到扼殺，毒品走私者則一律絞刑處死。」他聲稱我的說法背離事實，在新加坡「我們熱烈辯論各項議題，線上與線下都是如此」。
大使做了諸多反駁，其中以結論最讓我印象深刻。我猜想，新加坡政府既然如此保護自身的國際形象，大使自然必須配合發表這樣的言論。然而大使閣下也有可能是真心誠意，也許正如他所述，他認識的新加坡與我截然不同。
你我所見略同嗎？
每逢一年一度的新加坡國慶日，我們都會高歌「一個國家、齊心的人民、一個新加坡」，然而過去十三年來（繼續增加中）我愈是深入探索、研究、報導與寫作新加坡，我愈能夠發現—而且持續發現—新加坡是多面的：富人的新加坡、窮人的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客工（移工）的新加坡、華人的新加坡、少數種族的新加坡、掌權者的新加坡、異議者的新加坡。這些新加坡層層相疊，營造出各種經驗的集合與子集合，既相互交會又彼此分歧。
儘管人生與政治從來不是一清二楚，但人們往往習慣於二元思考，標舉競爭性的自由民主作為「自由」的模範，將威權主義想像為高壓極權的警察國家。新加坡讓這樣的二元想像陷入錯亂。新加坡兼具兩種體制的要素，而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感受究竟是自由民主抑或窒息威權，則因為身處的位置而有很大差異。
且讓我首先說明自己的出身背景。我是一個新加坡人、一個獨立記者、一個運動者。正因如此，我處於一個非比尋常的位置。我不是新加坡主流媒體的記者，因此不必面對為統治菁英守門的總編輯；我也不是為國際媒體工作的外國記者，因此不必倚賴政府當局定期更新工作簽證。我擁有新加坡公民權，政府不能將我驅逐出境，至少不能直接驅逐。我的新聞工作與寫作讓我有機會訪問身分地位形形色色的人，並且退後一步從更廣闊的視野來思考政治、民主與社會。身為一位運動者，我深度投入公民社會的運作—特別是死刑、刑事懲罰、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等議題；我也參與一群為數不多的新加坡人，一起進行組織、倡議與風險承擔工作。我聽取運動者與新聞工作者的怨言、閒聊與思考，這兩個群體的新加坡經驗與街頭巷尾的尋常百姓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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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在二〇一〇年投身新加坡公民社會以來，曾經報導過三屆國會大選，並且見證了多樁死刑案件歷程，其中一些死囚重獲生機，但絕大多數難逃一死。我曾經報導過多起示威抗議—或者說是新加坡標準的示威抗議，在警察局外面守候以追蹤當局對運動者「罪行」的調查；從藐視法庭到政府所謂的「非法集會」，這些「罪行」無所不包。我曾經三次被警方依《公共秩序法》進行調查偵訊：第一次受到嚴厲警告，第二次他們放我一馬，第三次調查偵訊的結果我直至二〇二三年六月都還在等候。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曾經透過新加坡警察部隊對我發出警告，原因是我五個月前的一則臉書（Facebook）貼文涉嫌藐視法庭。我上法院挑戰這項警告，結果敗訴，最後必須支付總檢察署八千新加坡元的訴訟費用。
我過去在媒體專題報導或評論、非政府組織（NGO）報告、我主編的通訊《我們公民》（We, The Citizens）撰寫過的案件中，一部分是關於政府如何調查或起訴運動者。例如范國瀚（Jolovan Wham），他招惹警方的「犯行」再尋常不過：拿著一張畫有笑臉的紙板拍照、舉行的論壇有一名外籍人士透過Skype參與—這件事讓他入獄。另一樁案件是西南巴萊（Seelan Palay）入獄，原因是他進行了一場表演，表演內容是他拿著一面鏡子走向國會大廈，在建築物外面靜默佇立。此外還有警方對運動者張素蘭（Teo Soh Lung）與鄞義林（Roy Ngerng）的住家進行搜索，理由是兩人在選舉投票日前一天（當局禁止競選活動）發布臉書貼文，因此違反「冷靜日」規定。我也報導過移工議題與勞工權利遭到壓制，最近的案例就是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一年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間，數千名男性移工被隔離在空氣不流通的宿舍裡長達數個月。
換言之，我見識過許多新加坡政府公關活動避而不提的事情。對於發生這些事情的新加坡，權力體制的成員聲稱他們「不認識」。
政治自由與定義新加坡的權利
「認識」一個國家代表什麼意思？誰的認識順理成章？誰的認識不具正當性？誰的經驗能夠界定新加坡是什麼或者不是什麼？
我們對於新加坡的觀察或認識受到自身背景與立場的影響。對某些人而言，這個城邦的體系頗具吸引力；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它猶如一場壓力沉重的夢魘。許多人處於中間地帶，一方面很享受現代城市帶來的舒適生活，一方面要擔心自己跟不上激烈的競爭，必須設法適應一個憎恨失敗、懲罰異議的社會。
對於一個新來乍到、隨意為之的觀察者，新加坡—先進的科技、閃耀的天際線、教育程度良好的人民、隨處能連上網路—看起來並不像是一個威權主義國家。與其他國家（包括一些近在咫尺的鄰國）不同，新加坡的運動者不必擔心身體上的攻擊、綁架或暗殺。有些新聞工作者雖然惹惱政府當局，但並不會遭到專斷為之的逮捕或監禁。新加坡人不會因為個人政治觀點及政治活動而人間蒸發，不會發生流亡異議人士在異國橫死的事情。我們在網路上的討論往往各執己見、措辭強烈、運用嘻笑怒罵的迷因（m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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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街頭沒有屍體或者監獄沒有記者，並不等於自由或民主。作為一個國家，新加坡將一種恐懼的文化正常化，《二〇一八年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數位新聞報告》（2018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發現，63％的新加坡受訪者表示「擔心在網路上公開表達個人政治觀點會被政府當局找麻煩」。新加坡人長期以來都將政治視為「高風險」或者「危險」。當新加坡人說各種空間—從學校教室與工作場所，到公務員體系與新加坡政府法定機構（statutory boards），任何一個根據體制人脈與地位來決定個人社會資本的網絡—是去政治化的（depoliticised），意思是說：只有一種非常狹隘的政治意見會被容許公開表達。新加坡人可以公開談論政治，但前提是觀點要與統治菁英看齊對正，因為這些觀點很容易被接受為「常識」。人們如果與宰制性的敘事唱反調，就會被貼上「搞政治」或者「激進」的標籤。人們知道表明真實想法不是明智之舉，從學校、職場到家中餐桌上都是如此。
獨立之前的新加坡，政治舞臺相當熱鬧；今日的新加坡，公民社會規模偏小、發育不良，其成長與成熟數十年來受到阻礙。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的逮捕與拘禁行動，讓一千多人未經審判就身陷囹圄，讓運動者與志工失去工作，讓公民社會的運作走走停停。時至今日，新加坡的公民社會不僅倚仗數十年來的工作與進展，也必須在理論層面與實務層面重新學習，這都是因為早年的壓迫造成重大損失。
拜層層疊疊的法規與限制之賜，這樣的工作持續受到阻礙。依據新加坡《公共秩序法》，單一個人就可以構成非法集會或者遊行。全新加坡只有一個地方不必警方事先批准就可以抗議示威，絕不是李顯龍（Lee Hsien Loong）總理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特派員克莉絲汀．艾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專訪時形容的「一個廣大的發言場域」。不管是在什麼地方，運動者想要獲得許可進行「與理念相關的」活動往往非常困難，甚至不得其門而入。運動者還必須提防其他種種法規：藐視法庭、「假新聞」、外國勢力干預。更別提那些檯面下的「黑名單」或「灰名單」（greylisting）做法，如何讓運動者的生活與生計處處碰壁。
在此同時，新聞記者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在地主流媒體—紙媒、網路、電視與廣播—受制於必須申請執照的法規，讓政府間接掌控高層人事任命，並且深陷於自我審查的企業文化。二〇二一年，新加坡報業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將旗下掌控國內所有報紙的媒體事業獨立出來，成立「新報業媒體」（SPH Media），這家非營利性質、接受政府資金的公司，由一名前任內閣部長出任董事會主席。獨立媒體生存困難，接受外國資金（即便是正當的新聞獎助金）若不是遭到禁止，就是會帶來風險，可能因此被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籤。在地的富裕階層不太願意支持獨立媒體，擔心自己會觸犯執政黨。部落客與獨立記者則必須面對以打擊「假新聞」為名的命令、調查與訴訟。
結果就是國家看似自由，但每個人心裡都在盤算：我的言論或者行為會不會太接近實質或想像的紅線？這種警覺已經完全內化，讓某些新加坡人一方面堅稱自由並未受限，一方面拒絕碰觸特定議題；另外一些人則是為求心安，盡量迴避「政治」或者任何「政治性」事務。如果你向來對界線敬而遠之，自然就不必擔心自己逾越界線。
現在讓我們依據這樣的背景脈絡，重新思考如何認識與定義新加坡。在新加坡的權力運作動態之下，某些敘事與訊息會被發揚光大，其他則被遮遮掩掩、排斥摒棄、審查或自我審查，無法出現在公共論述之中。公民社會的成員不斷聽到：運動者是錯的、是欠公平的、是心懷偏見的，我們「別有居心」，因此證詞與工作都不具可信度。少數族群與邊緣團體的生活經驗被嗤之以鼻，與此同時，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政府要員則將關於種族正義與LGBTQ+權益的熱烈討論定性為「西方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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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新加坡的「真實情況」就等於人民行動黨領導的權力體制的觀點。
報導新加坡的挑戰
新加坡是蕞爾小國，但充斥著矛盾、分歧與怪異特質。許多事情發生在檯面下、紀錄之外與灰色地帶，很難完整呈現或翔實敘述。如此一來，書寫新加坡也變得既富挑戰性又令人著迷。
在地媒體與國際媒體經常鼓吹揄揚我的國家是如何成功：從教育、都市規畫、經濟發展到社會發展，新加坡都被視為典範。這種讚揚雖然往往不無道理，但也經常誇大其詞，或者抽離了背景脈絡。新加坡的某些層面，無論是關於政府政策及其施行、或是關於社會與文化，必須更近距離實地觀察，才會清晰可見。
一個例子發生在二〇一八年，全球矚目的美國總統川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川金會」之前，許多外國記者飛來本地，參與這場媒體大拜拜。一如前述，CNN明星特派員艾曼普當時專訪李顯龍總理，快結束時，她提及新加坡「嚴峻的內部規範」以及欠缺政治多元性：「你認為新加坡將何去何從？你能夠預見一個更有彈性的未來嗎？你會推動更大程度的開放嗎？」
李顯龍祭出一如預期的辯護，指稱新加坡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選擇他的政黨，因此如果新加坡「嚴峻」、如果新加坡欠缺政治多元性，那也是順應人民的期望。
我還記得自己觀看這場專訪的片段、閱讀逐字稿的時候，很希望艾曼普能夠進一步追問李顯龍。人民行動黨領導人每當被質疑宰制一切、箝制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壓抑政治環境的時候，總是會拿選舉當擋箭牌。然而選舉的存在並不是民主社會的唯一指標；就算當成唯一指標，新加坡選舉的公平性仍有許多問題可以質疑。儘管如此，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受訪時還是輕描淡寫就可以過關，原因在於外國媒體欠缺追根究底所需的背景知識、節目時間與決心。對於二十四小時運作的國際新聞輪播，新加坡只是眾多地方、眾多故事其中之一，而且很少會是最重要的地方與故事。
＊作者韓俐穎 Kirsten Han，新加坡獨立記者及公民運動者。二〇二二年起擔任《湄公河評論》（Mekong Review）季刊主編，並經營《我們公民》（We, The Citizens）和《改變現狀》（Altering States）兩份新聞通訊，撰寫關於新加坡政治、人權、公民社會和毒品政策的文章。她的文字曾刊登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外交政策》等多家媒體。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一位在地記者的參與及觀察》（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