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幾千年來，中國一路的發展顛顛簸簸，但萬變不離其宗，總有一個穩定的核心；也正是這個核心，使得中國屢次經歷分裂或被外敵侵佔，仍然能夠重振。萬古江河滾滾東流，一路波折卻也順暢，然而在匯入大海之時，卻突然間烏雲壓頂，駭浪滔天。
18世紀，中國遭逢來自西方文明的挑戰，在交鋒中一敗塗地。如此不利的狀態下，中國不得不學習西方：先是學西方的軍械，後來學西方的商業和工業技能，最後才不得不輸入西方的思想與文化價值。
由於學習西方的動力是失敗之後不得已而為之，心理狀態難以平衡，也就難以遵循正常的心態學習：嚴拒、不甘、饑不擇食、囫圇吞棗，以至於五體投地，崇拜而不省察。近200年來，中國人學習西方事物，幾乎從來不先從根本入手，從事起碼的研究。過去如此，近來又何嘗不然？將來，希望有人能從根本上釐清西方思想的淵源、脈絡，找到中西如何互相調適的途徑。幾乎200年來，中國人承認西方船堅炮利的優勢，遂以為如此建設，即足以與西方對抗。可是，中國依舊輸了。中國又覺得，西方民主政治乃是最進步的體制，然而如此主張的人士並沒有注意：柏拉圖曾經提醒世人，民主體制會被至少四種內在因素影響，轉向僭主政治而毀損民主。而且，泛科學主義學派總認為，人類的社會正如生物一樣，有一定的進化過程。那一過程，他們認為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很少人知道，赫胥黎對達爾文生物演化論的誤解已被人類學家指出；也很少人知道，如此理論所根據的歷史，只是西歐中古以下的數百年而已，並未充分考察人類全盤發展中各種不同的途徑及其後果。
綜合言之，200年來中國承受西潮衝擊，中國的知識人之中，有些人惶惶不知所向，也有些人覺得只有全面學習西方一途。我斗膽提出：國人似乎眼光只在學會西方長處，只是捨己從人，而忘了審察中西心態其實相當不同，未曾想到從中西不同之處自省其差異。若能再從他人之長處接合設計，當能另闢蹊徑，開拓新天地。
直到最近一兩個世代，中國才剛剛重新站起來而已。但在站起來的過程中，中國付出了多少的代價，損失了多少的時間，以及多少聰明才智之士的能力、智力？為什麼近代中國屢次失敗？是自身的原因，還是外來的原因？這些都是我們該反省的問題。
如今，很多人服膺自由與平等乃是普世價值。可是，這一人權觀念如果受到誤解，可能導致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失衡：個人只取不予，毀損群體，導致群體萎縮；最後社會離散，個人則回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代。我提出這些煞風景的話頭，並非故意澆冷水，而是提醒大家：200年已經蹉跎而去，我們在揀選何所趨避時，千萬不可以一廂情願，務必冷靜評估。理想境界之外，還有各種可能夾帶出現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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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近年來漸漸出現社群解體的現象。過去都市中，商會、工會及各種社會服務性社團都不再活動，各個教會也門前冷落。如今，很多人不再有公餘的活動。進入養老社區，住客之間其實很少互動：鄰居們在電梯裡，互道一聲「Hi」而已；老年人退休後，老同事間互通電話外，幾乎不再有人來往。凡此現象，這次瘟疫後顯得尤其嚴峻。加之美國強調族群平權，有些人為了避免言詞失檢犯了忌諱，乾脆不與人往來。整體言之，美國的社會正在疏離。美國出現的現象，其他國家的都市也都存在。
人間疏離的現象如此嚴重，以至於最近有些社會心理學家開始提出警告：人間已經沒有夢想，也就沒有理想。一種文化，沒有美好的願景，最終會僵化而停滯。一個人不必高尚到一切以天下為己任，然而至少可以自己有個願景：願意看見自己和子孫過如何的生活。自己努力一輩子，就是走向那個願景。假如行有餘力，也可以集合同志，討論社會群體共有的願景，大家彼此合作，以祈能夠實現如此的美好境界。這一構想，並不需要人一開始就做大思想家，也不需要「打天下」，建立一個偉大的秩序。但是，沒有如此構想，如何可以開始走第一步？至少先安自己的身，從安身再逐步走向立命，也就是自己終身的願望。這種想法，應當不是一種浮誇的空想。
人類這一群居的動物，竟淪落到孤狼般離群索居的境地，以後的人類將如何自處？我拋出這一警號，也是盼望喜好群聚的中國人，能夠思考、努力，尋找自己的理想境界，才能知道奮鬥的方向。我提出如下主張：每個人都有生存與發展的權利，社會群體在公權力的保護下，充分而又努力發展。社會給予個人發展的空間，個人將其發展成果回饋於社會的各個群體。個人發展中，參與競賽者都有公平的機會，不應有個人能力以外的因素介入。競爭中，成功者應當將其所得成果適當地回饋社會群體。
我衷心祝禱，以上的觀察，可以是解救今日人類疏離的對症良方。至少我盼望，各位在自己思索尋找的途徑，你不是要做一個領袖，也不是要建立一個「理想國」，該做到的只是明確自己的下一步該如何走、該如何選擇。這一步，不僅是會影響自己，也會影響到子女。就因為各位的理想，使他們走向理想的途徑，延續父祖輩的構想而繼續努力。
二
在最後，我願意向讀者報告，我對於近代中國一個巨大誤區的認識。面對西潮捲來的幾個浪潮——科學、民主與現代化——中國其實對這些觀念的本義，及其在各時代的差異，缺乏仔細的考校。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這些浪潮，決定了中國面對西方時自己覺得該走的方向。不必我一一指名，那些介紹西方思想的中國人士，都是出於好心，盡其全力，引進他們以為無須質疑的觀念；而那些觀念，正是使得西方從中世紀轉入近代的主要理念。他們介紹這些觀念到中國，無不希望中國在選擇自己方向時，也遵循著西方同樣的道路，挑選這些作為主要的支柱；也希望中國可以如同西方一樣，既富又強，既自由又平等。然而事實上，近代世界歷史呈現的真正面貌，卻與那些前賢們的盼望和期許，有相當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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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賽先生」（science）。中文「科學」兩個字代表的乃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科學觀念，但其實在20世紀中期科學已經有很大的轉變。19世紀對知識的肯定性，是樂觀而有信念的：牛頓的世界是如此清晰地平衡，又如此可知地精準。但是，在科學領域之中，許多新的現象發生了。牛頓所建構的機械式的宇宙，如同時鐘一樣精準，卻被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幾乎完全顛覆。緊接著，「測量者的角度問題」也被提出。還有，宇宙本身的質和能之間究竟如何轉變？對於質點與質點之間的互動，一波又一波物理學家提出新的意見。從相對論開始，又經過楊振寧、李政道對於這一課題的質疑；一直到今天，量子力學成為物理學的顯學，也成為我們理解宇宙秩序的一個重要線索——我們才知道，那些牛頓假設的質點之間的關係，相當「一廂情願」。量子與量子之間，其互動的關係非常奇特而複雜。宇宙不只有一個，宇宙的維度也不僅只是四個。量子力學的觀點又影響了生物學的研究，於是發現細胞之內還有無數的粒子，在不同形式與不同關係之內彼此互動。其互動的情況似乎有規律，又似乎不是物理學中的空間和時間可以解釋。
整體而言，21世紀的宇宙觀，和牛頓時代太不同了。那一可知與不可知之間的間隔，似乎在又似乎不在。對於生命本身的定義，也從動植物擴展到各種微小的生命體，比如病毒，而無論大小，這些生命體之間都在互相影響。面對這個世界，必須說我們越看越迷糊，不是說我們沒有能力看見，而是不斷發現其複雜的程度，使我們覺得深不見底。
「科學」兩個字，在過去是代表精準，代表幾乎毋庸置疑的可測性。所以，在前輩們講到「賽先生」時，會有如此的樂觀和覺得可依賴，但今天實際上已經換了天地。我們不再覺得「賽先生」一定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甚至於誤用「賽先生」可能導致更多的災害。例如：我們使用的熱能太多，就會導致地球過熱；我們使用肥料過於頻繁，就可能一次次傷害土壤。20世紀中葉，曾有農學家樂觀地認為可以無限制地促進生產力，今天我們不敢再有如此樂觀的預測。
再說「德先生」（democracy）。前輩們剛到美國，看見其民主政治，和中國的皇帝制度和權威結構太不一樣了。他們看見的民主，實際上和書本上描寫的當年美國開國時代的民主理想，也已經有很大的落差。再說，在美國、英國讀書的前輩們，大多數時間在課堂與圖書館，不太知道一般政治運作的真相。
「民主」口號第一次被提出，是在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是革命的三色旗幟。我們也都知道，法國大革命幾乎就像一場鬧劇：丹東處死了反對派，也被後來的反對者送上斷頭台，最終又以拿破崙皇帝登基結束。這種結果，也正是證實了古希臘柏拉圖的警告：一個民主的錯誤，會導致僭主的出現，使得本來可能維持的民主終於夭折。
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是從自由、平等觀念步步演進而來。那些開國者，吸收了清教徒在美國建立殖民地，並由成員自己管理的經驗。他們希望從公民的立場出發，使得國家政策的確立取決於多數選民的同意，建立一個老百姓自己的政權。而我們看見的實際運作是：美國開國時整個的結構，只是幾十個高階層的工商業者、銀行家、保險商、大地主、運輸業老闆等等，以他們自己的理念寫成了憲法。經過兩三代的修整，將一些顧慮不周的漏洞逐漸修改，想以法律作為矯正憲法偏差或疏漏的機會。
從開國到內戰，美國的「平等」與「自由」一直存在問題：黑奴是不是公民，能不能獲得同樣的平等和自由？婦女有沒有平等自由的權利，為什麼她們長期沒有投票權？如此種種問題困擾著美國。在執行過程中，在不同的時空和情況下，面對著法律和實際情況之間的落差，美國該如何調適？正在發生的新情況，該如何寫成條例，成為法律？這一過程，使得美國的政治運作表面上是取得大家的協議，實質上不免有許多意見在溝通之間，主要考慮彼此的私人利益。於是，看上去嚴肅的過程，背後卻躲不開利益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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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先生」也經常在改變性格，並不像我們前輩所理解，是可以隨手借來的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搖身一變，就成了新的人。「德先生」這件美好的大氅，並不是萬靈藥。果然，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只有很短暫的太平時期，外患和內部的分裂，讓中國沒有機會真正嘗試：中國披上這件大氅時，大氅與穿著者都需要多少修改？
到今天，美國和英國的學者們也時時在自問：我們的制度弊病何在？為何我們始終修不好，老是出錯？於是，「德先生」作為救星的夢想居然破滅，使得「普世真理」四個字很難落實。
到今天，海峽兩岸對民主、自由、科學、革命四個方面的內容，還有待更明白的理解。大陸在科學上，過於注重實用性。一直到最近20年來，才有一些年輕學者回頭反思，開始深入探討。從希臘、羅馬時期開始，到文藝復興時代，再到科學革命時代、民主革命時代、社會思想革命時代，在釐清其來龍去脈的過程中，才能看清哪些是屬演化過程的，哪些是虛有其表的，哪些是有時代和地區性的制約。
我自己的學習，一輩子帶領我思考和追溯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也思考世界近現代發展時，哪些問題終究是躲不開。總而言之，任何書面上討論的理想，不能僅僅從表面上的陳述尋找它的真相。我們必須不斷地思考、檢驗，才能看出當前的問題究竟在哪裡，書本上的理論和現實之間的落差有多少。單單就眼前發生的現象，從書本上找標準答案，最後終於會發生方枘圓鑿的窘局。
至於社會主義，我們也得追溯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這一理想，其基礎是認為人類社會正如生物學上的演化，有一定而可測的方向：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是歷史命定的，而且一定是進步的。我十幾歲時，看見前輩們鼓吹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制度，甚至於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都是抱持如此理想給我們承諾。如今看來，19世紀提出的演化論或者進化論，禁不起現代學術工作的考驗。今天的民族學和社會學調查結果顯示，任何社會和群體都是不斷在變化的，但這些變化並沒有一定的規律，可以作為我們預測的導向。「進化」一詞由日文轉譯，這個「進」字，其實產生了更多的誤解。
當然，我們盼望任何社會都能夠越來越走向合理，更公平地分配，對人的拘束更少，而且排除帝王、貴族的專權。在20世紀中期，西歐和北歐的許多國家不再從現代化的教條立場改組社會，所採取的方法是福利社會，點點滴滴逐步對正在執行的制度時時修改，以符合公民共享福祉的可能性。一些社會福利國家，以英、德為例，是以國家作為實踐理想的場合。而在北歐，每一個社區是社會福利的共同體，在社區之內，大家共享資源、分擔責任。由於社區人數不多，他們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隨時修正權利與責任之間的調配。這種社會福利國家，不是根據教條，也不是根據歷史發展的使命，乃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努力組織一個人人參與、權利和義務相對應的公平社會。
三
對於正在劇變的世界，我不能無動於衷：今天我們身處的世界，乃是近500年來演變的結果：因為那個過去的時段，正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發揚蹈厲、籠罩世界的時候。到今天，這個西方基督教文明獨擅勝場的時代，其動力卻在變質，居然從想像中要建設一個以上帝恩賜個人福祉為主題的世界，轉變為「強凌弱、富欺貧」的境地；而且，這種獨擅勝場的局面，福山他們居然認為是「歷史的終結」。為此，他們盡了一切努力，鼓吹要預防其他文化體系的崛起，以免自己的霸權被終止。我深深的體會是：福山等人所主張的，並不是個「大同世界」的情境。中國文化中的「大同世界」，是個人為全體，全體也為個人。在個人到群體的每個階段，都有相對應的責任，也有相對應的義務。而群體的存在，則是提供個人無法獨立完成的工作，有群策群力的動力，可以共同走向成功。
如果以《禮運‧大同篇》的陳述作為上述鄙見的依據，每個個人的抱負，應當是「修己以安人」。「安人」的過程，從近到遠，逐步擴大，最後達到「安百姓」，也就是安頓所有的人類。在這「大同世界」沒有實現以前的「小康世界」，至少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使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如此的世界，確實並不容易實現，因為500年來，基督教思想中神與個人的單線關係，已經將各級的群體置於次要。這一形勢，加上對達爾文演化論觀念的誤解，以為「強凌弱、富欺貧」是演化的常態，於是，強者、富者就有理由藐視與抹殺世界上窮而無告的地方和人民。
我對於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一個夢想：中國走向太平，其中的國民大多數生活在一個個的小社區，比如說5千到1萬人的社區，社區中的住戶彼此幾乎都認識。如此社區，真正投票選舉管理社區的人員，只要不超越社區的資源和能力，也不超越國家共同的制度，社區居民如何分擔責任等等大小事項，都可以自己決定。這樣的中國，將是符合中國理想中的「大同世界」。這個世界中有許多鄰里鄉黨，而總的合起來，則是大家共同和平居住在國家共同體之內。
我也希望，中國在世界上不稱霸、不稱王。今天的世界上，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英國、美國一家轉一家地成為霸主；向他們挑戰的德國、俄國、日本，又一家轉一家地敗下陣去。在這爭霸的程序之中，至少有兩次世界大戰令大半個地球的人民捲入戰禍，流離失所，傷亡遍野。勝利的國家繼續維持霸權，以種種手段壓制新的挑戰者。挑戰者與原來的霸主都以種種美好的口號，自認為是處於正義的一方。可是那些倒在戰地的孩子，死於殘破的城市與鄉村的一般老百姓，卻是爭霸之中真正的犧牲者。誰無父母？誰無子女？誰願意看見一個個可貴的生命為了霸主中若干「大人物」，都化為戰火中的灰燼？
我願意看見，中國以世界上大國之一自居，對內使同胞們安居樂業，對外是一個力量，自己不稱霸；也大聲地呼籲：誰也不許稱霸，面對任何霸主，全世界共討之。
我已年邁，在老年時仰望青天，許下心願：天地之間應該有如此的中國，中國應該有如此的社區。希望《禮運‧大同篇》那個「大同世界」的夢想，早日在中國落實：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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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倬雲，著名歷史學家，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榮休講座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2024年獲第六屆「唐獎」漢學獎。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經緯華夏（繁體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