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Huntington在《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浪潮》一書中提及：「選舉是弱化與終結威權政體的一個方法」，更是「獨裁的死期」。理論上，透過定期選舉，應可期待威權統治時期慣用的政治分贓，能獲得具體改善。然而，依據Schumpeter的觀點，「民主不過是給人民一個機會，接受或者拒絕某個統治者」。臺灣民主化以來，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但在劣質的「選舉式民主」生態下，不論是中央統治階層、地方派系運作的侍從體制，抑或「尋租」（rent-seeking）和酬庸的利益共生結構，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改變。選舉歪風不但無法達成深化民主的效果，壓倒性的勝選更助長了執政者獨裁式的決策成為常態化，而無懼於外界的批評與責難。
今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最充滿戲劇性變化與話題性的選區，應當首推筆者的故鄉。黨產被抄、幾無選戰資源，以及地方派系奧援的泛藍非典型政治人物韓國瑜，空降至綠營長期執政的鐵票倉高雄，代表嬴弱不振的國民黨參選市長。從一開始被看衰，被視為是「穩死的」，憑藉著用「滷肉飯」的本土象徵，「賣菜禿頭郎」的親民語言，以及平民身段直接地氣，拉近了與深耕基層組織多年對手之間的差距，選情竟出現難分軒輊的五五波態勢。
民進黨在高雄的選情從穩穩地「躺著選」，演變至可能翻盤的局面，不僅反映了民心思變、民氣可用的現實，意味著藍綠政治版圖即將再度翻轉，筆者更期待韓式選舉的「八不政策」，能對高雄的地方政治帶來以下效應與改變：一、弱化舊國民黨與新民進黨的政治分贓；二、降低意識形態對抗，振興地方產業發展；三、聚焦政見訴求，杜絕選舉歪風；四、降低選舉費用，俾利清廉執政；五、選賢與能，能力成就取向，而非利益歸屬取向。更殷盼選舉結果，能對蔡政府執政以來的傲慢、獨裁心態與作為，產生重大的警示作用，甚至是遏止效果。
「選舉式民主」下的政治分贓
學者Diamond將民主國家分成「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與「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以來，臺灣一直被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評定為既是「選舉式民主」，也是「自由式民主」的國家。值得國人關注的是，根據其最新發佈的《2018世界自由調查報告》指出，民主體制在全球範圍都飽受攻擊和經歷衰退，而這場危機由於美國的民主水準受到侵蝕而愈發嚴重。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John Dunn也提醒國人，臺灣所選擇的是「選舉式民主」制度，無法確保候選人是否適格，為此帶來諸多混亂的現象。
選舉機制被引進政治體系，同時孕育出侍從主義的溫床。由於以選票代替暴力的選舉結果，左右了政治權力與資源分配，本質上是零合賽局（zero-sum game）與勝者全拿（winner-take-all）。從而自國民黨主政以來，即建構出一個由黨、政、商、學、媒利益共同體的侍從主義網絡，協助分配經濟資源與政策利益，輸送給支持選民，以換取並維繫其政治忠誠。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吳音寧要「消滅」的是柯文哲？還是民進黨？ ｜ 更多文章 ）
靠反對運動崛起的民進黨，為快速落實其「地方包圍中央」策略，取得完全的執政權，期間除持續不斷地串連志同道合的社運團體，抨擊國民黨的治國理念與親中政策。也樂於離間藍營在參選時的派系內訌，發展出「帶槍投靠」的「陳明文模式」，吸納傳統是國民黨票源的倒戈勢力，使得表面上是兩黨競爭的地方政治，實際上政黨反而像被派系把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