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是「進步」？基本上有兩種理解：（一）線性的歷史發展想法，例如，左派的馬克思主義與福山提的右派新自由主義（亦即，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乃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終點）都是；（二）消弭現有的不公不義，諸如各種歧視或不平等——當然，何謂「不公」或「不義」的認識背後也預設了一個大的理論，且可能包括一個線性史觀。是故，雖然進步價值多半與捍衛「平等」的左派有關，但也容或力主市場自由的右派之主張，畢竟，對於相信市場是萬能且公平的人而言，政府干涉就是不公，加稅來提供窮人的福利即是一種不義，等同強迫（納稅人）勞動！
美國民主與自由市場的難分難捨
不僅如此，昨天的進步價值也可能是今日的反動修辭。例如，自由放任的市場可以是18世紀的進步象徵，但卻是19世紀末進步主義所認定必須改變的體制。同理，社會福利是英國20世紀初公認的進步價值，但卻是柴契爾夫人力圖改革的對象。此外，正如政治評論家李文（Yuval Levin）指出，代表保守主義的雷根曾公開援引潘恩的思想來呼籲激進改革，而標榜進步的歐巴馬則反過來訴諸伯克的漸進主義。真正決定某一論述是「保守」或「激進」的，是其所處的脈絡。
事實上，民主體制底下的兩黨競爭存在一種兩難：一方面必須保有各自的獨特性才有兩黨的差異與鑑別度，一方面則又得爭取到中間選民才能過半數，因此，長久競爭下來若非愈來愈像，就是共享一些包括中間選民能接受的思想共分母。在美國，這個共分母就是市場與自由貿易——共和黨堅決捍衛，並接受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而力圖提供某種社會安全網或符合市場機制的保險與貸款的共和黨，也不過替市場戴上一副人性的面具。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2005年國際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就是上述思想共分母的最佳例子。他聲稱，世界進入21世紀之後就是平的，因為資訊科技取消了時間差異與空間距離，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完成工作，然後瞬間將成果傳通任何地方，而許多工程也可以發包至任何地方，最後再組裝。把世界推平的，有十部推土機，柏林圍牆倒塌與網景（Netscape）網頁瀏覽器是首要兩個，前者讓人們在心理上覺得全球一體，後者讓時空的限制真正消失。據此，他甚至樂觀地預測，推平之後的世界，任何處於同一生產鏈上的兩個國家，不會打仗——例如中國與臺灣。
對佛里曼來說，當然有人自絕於平的世界之外，例如塔利班等恐怖分子，然而，任何封閉的文化終將凋零，走入歷史。反之，唯有更加開放，不依賴壁壘，同時培養個人的競爭力與加緊投資在教育上，才是因應之道。
全球市場一體化論述，基本上是一種線性「進步」發展史觀，既是美國左、右兩派都接受的基本預設，同時也埋下了理論與現實的各種衝突。 （相關報導： 張光球觀點：川普要全球「看發生什麼事」 ｜ 更多文章 ）
知識精英的共謀與兩個平行的美國
《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後，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葛雷隨即在《紐約書評》上批評：對權貴與精英階層而言，世界是平的，但對窮人來說，世界卻仍舊是圓的，且崎嶇不平。曾為英國自由主義右派代表人物的他，當然理解該書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舊瓶新裝，而傅利曼提出的和平論也不過是典型的「經貿和平穩定論」變奏，不但不符合歷史事實，且刻意忽略了全球體系底下不同國家之間乃至於單一國家內，同時存在兩個生活世界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