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專文：生命啊，應該是怎麼樣的一種活法？─林書揚的生命典範

所有人都陸續釋放以後，只有兩個人未放：林書揚和李國民。老同學告訴我，李國民已經精神失常了，社會還注意著的時候，放出來會讓當局很難堪；林書揚是政治犯的領袖，思想深刻，理論造詣深厚，不敢放他出來。

相反的理由，竟同樣的關著。這是何等的反諷！

在老政治犯的奔走和國際人權組織繼續「關注」下，他們終於在1984年釋放了。林書揚被關了34年又7個月，他可能是歷史上關最長的犯人吧。

首度在士林見到他的時候，我凝視著他的眼睛，好像被綠島的海洋洗得太久一般，透明，乾淨，澄澈。時光只在他的面容留下痕跡，卻讓他的眼睛有一種堅毅的沉靜。

安靜而狹窄的屋子裡，還空空蕩蕩，只有一些帶回來的書籍，和朋友送的書，放在桌上。他沉靜如一個思想家，坐在翻開的書前面，站起身，沖杯茶，回來了，微笑著說：「生命總是要碰上許多磨練，把它當成磨練，當成革命的鍛鍊，總是體驗著人生的過程，不斷的讀書，追求思想的進步，這樣的度過了⋯⋯」

34年的光陰，青春到白首的歲月，彷彿只是一瞬，他依然是那個追求知識的學生，只是從學校到了牢房，牢房回到社會，作伴的，依然是書，是知識的追尋。

他說，自己在獄中，總是問自己，「生命啊，應該是怎樣的一種活法」，來逼問自己，讓自己一刻也不敢鬆懈。「因為，人的一生如果不能追求精神的提升，為追尋的理想奉獻，而只是追求物質的欲望，那和動物有什麼不同？那樣的活法，怎能算真正的活過？但如果可以為理想而獻身，即使犧牲了生命，甚至在獄中一輩子，才算是真正的活過。」

在他的身上，我終於見到一種「活法」，一種生命的典範。為了革命的理念，為了生命的理想，他可以坐牢半生，無怨無悔。

出獄後的他讀書寫作，參與社會運動，彷彿傳教的先知，帶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一起讀書，一起討論最難懂的《資本論》，也帶著年輕人一起翻譯編寫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那浩繁的長卷。

1980年代末，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工黨成立，後分裂而有勞動黨。林書揚參與了勞動黨的組黨工作。有一天，他把我找去士林的住處，安靜坐下，溫和的說：「慶黎讓我找你談談。」

「啊？有事需要我幫忙嗎？」我說。蘇慶黎和我相當熟，我常常幫她寫稿。他們組黨的事，我並不認同，因為工黨好不容易才成立起來，工人需團結都來不及，現在就分裂，也未免太草率。但我是在媒體工作的，和他們算是好朋友，無法說什麼。他們來詢問我意見時，我坦率的表達過疑慮。

蘇慶黎是其中最主要的籌畫者，勞動黨的祕書長，但搞得焦頭爛額。只因內部有許多分歧的意見，不少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自認是左派者，看著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以為革命形勢一片大好，而工黨的主席王義雄太保守了。 （相關報導： 風評：黃仁勳踩北京紅線，底氣何在？ ｜ 更多文章 ）

但我不這麼認為，因我已做了全島的採訪，寫過兩本描寫社會運動的書《民間的力量》和《強控制解體》。我的現場採訪告訴我，這不是一場要打掉資本主義、拆掉私有制、改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只是一群在戒嚴體制下，對台灣未能實施現代化社會所應有的社會機制，諸如：議會政治（國會全面改選），工會有集會、結社、罷工等勞動四權，農地可以自由買賣，環境要保護⋯⋯。僅僅是農地一項，就完全是資本主義的思路。根本和左派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但我無法和一群熱血的人去說，而只是寫在自己的書裡。可是因為和慶黎很熟，她常找我去聊一聊，跟他們喝喝酒。但我不知道慶黎要談什麼事。

「慶黎是讓我來轉達她的想法。」林書揚先生說，「她認為你不僅能寫作，還有很強的行動力，又比較能結合年輕的朋友，和各方面都可以相處，現在那邊有需要，所以讓我來勸你，擔任一項重要的工作。」

「有什麼需幫忙的嗎？」我問道。

林書揚溫煦的笑著說：「他們是認為，你比較信任我，別人不一定可以說得動你，但你會聽我的。」他兀自笑著說。

「啊，其實慶黎也可以自己說。」我忍不住笑起來。

朋友都知道，我視林書揚先生如「思想的導師」，一個生命都奉獻出去的理想主義者，他有任何需要，赴湯蹈火，我都會去做，難怪慶黎要他出面。

「慶黎是想要請你去接勞動黨的祕書長，因為你跟各方都可以相處。現在他們內部吵得很凶，你是知道的。」他微笑著說，「好了，他們要我說的，我現在算說過了。要不要做，由你自己來決定。」

他看我無言沉默著，兀自喝了一口茶。

「現在我說一說我個人的想法。」他繼續說，「你最主要的能力，還是在寫作，你的志趣也在文化，你如果在媒體工作，可以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也比較能夠為窮苦弱勢的人說話。現在的媒體，為弱小者說話的地方太少了。我認為你還是要在文化界工作，比較能夠發揮作用。那邊的事，還是讓他們自己去做吧。他們要我說的，我都說了。但你還是做你自己該做的吧。」

我默默的點點頭。能夠這樣了解我的性情志趣，考慮周詳，真誠待人，我只能說，他不僅是「思想的導師」，更是「生命的導師」。

他其實是在保護我，因為那些美國留學回來的，總是以「左派」自居，語言中不時夾雜著文革的一些批判用語，而我便曾經被他們說成了「資本家的兒子」，但我父親從一個農民走向工商社會所付出的代價，我母親為票據法被通緝而逃亡，而坐牢，全家幾乎瀕臨破產的命運，誰會願意傾聽呢？他們只是喊著口號的一群狂熱份子罷了。

更何況他們根本不了解台灣社會底層的真實生活，而我至少是認真走過底層社會採訪過的。

但這些都無法去說，因為你無法跟喊口號的人說理。

幸好，林書揚先生為我擋掉了那些麻煩。

他依舊維持著讀書和寫作，陸續出版了有關二二八、白色恐怖、冷戰體制分析等的書，繼續用那純真的熱情，陪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一起閱讀，一起成長，繼續傳揚他的理想主義，直到最後。

直到最後，我都未曾想像過他會離去。彷彿生命的導師一定會陪你一生，如此理所當然。

直到2012年10月12日那天，知道他過世的那個夜晚，才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失去，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那種理想主義者的純粹、真誠，和把生命奉獻給受苦者的熱血，竟漸漸凋零了。那憂傷，是無聲的看著暮色，那樣明亮鮮紅，那樣燦爛輝煌，卻將要逐漸轉入於虛空的憂傷啊……

夜深時，我彷彿看見他剛剛從監獄出來的時候，中年的風霜的臉上，安安靜靜，坐在書桌前，支頤沉思，用一雙微笑的眼睛，叩問著：「生命啊，應該是怎麼樣的一種活法？」 （相關報導： 風評：黃仁勳踩北京紅線，底氣何在？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詩人、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暗夜傳燈人》（時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