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最反對「他國干預內政」的美國，除了以年度預算數千萬美元，先後在一九八五與一九九○年開辦專門從事對古巴心戰宣傳的廣播與電視，每年另再編列數千萬美元要「民主化」古巴。到了一九九六年，還有更苛刻的《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又稱《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白紙黑字要改變古巴政體，形同教唆古巴人讓政局不穩、煽動政變。柯林頓（B. Clinton）原本也許不會簽署該案，但同年二月古巴擊落侵入領空的小型飛機後，局勢立刻翻轉，草案變成法案而付諸施行。對此，本書一方面準確地指出，該法反而有利於古巴壓制異端，因為，古巴政府此時若要「抨擊持不同政見者為美國服務……只需指出（這部）成文法案就可以了」。但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古巴擊落飛機，似乎是「斐代爾……故意破壞……和解可能」，或許有所誤識？對於這件事，海登（Tom Haydon）這位美國一九六○年代學運領袖之一，在筆者翻譯的《聽好了，古巴很重要！》（Listen, Yankee! : why Cuba matters）一書，投入將近萬言，呈現飛機遭擊落，更可能是肇因於反斐代爾的古巴裔美國社群，精心為之但失手的策劃。
《赫爾姆斯–伯頓法案》也引出另一個問題，古巴那麼不民主嗎？依據我們的既有認知，確實不民主。但《古巴及其鄰國：民主運轉中》（Cuba and Its Neighbours: Democracy in Motion）詳細提供了另一種論證，作者奧古斯特（Arnold August）說明，古巴提供獨特的民主形式，若與美國比較，則古巴民眾參與政治的方式，接近我們所說的審議民主。最近的例子是二○一八年的修憲過程，古巴以四個月的時間，讓十六歲以上擁有公民權的古巴人進行了十四萬次會議（高中與大學生共一千八百次，其餘是一般公民、工會成員與農民）。在這段期間，草案引來許多修正意見，新草案調整了將近六成條文；在最早的新憲法版本，有關同性結婚等權利，是眾所矚目的條文，但因保守勢力反對而刪除。由於無法入憲，推動者於是改在《家庭法》（family code）使其合法，新《家庭法》最後在二○二二年九月同樣歷經眾多討論與激烈辯論後，接受公投考驗，以百分之九十四投票率，百分之六十六點七贊成、百分之三十三點二反對，通過同性婚姻、LGBT收養子女，以及無償代孕行為合法化。值得一提的是，古巴這個參與民主議題之討論密度，也許不一定是革命後所創，本書述及一九四○年進步憲法的制定過程，對當時的審議過程，亦多所著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