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與美國交織的史詩》是美國歷史學者艾達．費瑞的新作，榮獲二○二二年普立茲歷史獎，也是近年探討古巴歷史的重要著作。誠如作者所言，「古巴歷史的眾多功能之一，就是作為美國歷史的一面鏡子。」這篇推薦序，我將提示古巴歷史的重要人物並凸顯本書要點，特別是美國和古巴之間的關係。其後，另就本書較未論及的三個古巴現象，略作補充。
古巴遲至二十世紀才獨立的原因
十八世紀下半至十九世紀初，美國、法國與海地接續爆發革命，聲勢浩浩湯湯，鼓舞了西班牙與葡萄牙帝國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他們紛紛宣告獨立。
但是，怪了，至一八二六年，除了至今依舊是美國海外領地的波多黎各，就只有古巴，尚未脫離西班牙。儘管從一七九五至一八一二年，殖民地的古巴人民爆發二十次起義。其中，已經贖身取得自由的黑人阿蓬特（J. A. Aponte）等人在一八一二年的叛亂，最具影響力；他以畫冊向參與舉事的人，展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阿蓬特的下場是遭古巴總督削首示眾，但是他的傳奇故事，後世大有共鳴。晚近的二○一七與二○一九年，仍有「阿蓬特的願景：藝術和黑人自由」跨國展覽，美國與古巴都熱烈投入，就是要重新詮釋阿蓬特的畫冊。
回到原初問題，何以古巴舉事頻繁，卻未能獨立？本書有了答案。
剛獨立的美國及殖民地的古巴，兩地的白人政商菁英，在未獨立的古巴有共同利益，他們狼狽為奸。西班牙從事非洲與美洲黑奴買賣三個半世紀，七成在一八二○年之後發生。再過十多載，古巴白人從非洲巧取豪奪的奴隸，有六成三由美國船隻運送。黑奴買賣，佛羅里達海峽兩岸的白人先賺，這是第一筆暴利；無償或低償使用黑奴的勞動力數百年，這是第二筆暴利。
美國第十四任總統皮爾斯（F. Pierce）在一八五四年支持前州長、也是蓄奴富人派出遠征軍，想要「解放古巴，再將其併入美國」。皮爾斯後來「膽怯」，傾向購買而不是入侵，但仍然表示西班牙不賣，美國就「有理由強力……奪走」。這個赤裸往事，顯示美國聯邦政府「願意為維護古巴的奴隸制而發動戰爭」。事實上，更早之前，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一八○九年，就說古巴終將併入美國。傑佛遜這個認知的背景是，從一七九○至一八一一年，美國與古巴的貿易出超，抵銷了美國與其他國家九成的貿易赤字。
古巴的三次獨立戰爭 美國收割果實
南北戰爭後，美國副總統約翰．布雷金里奇（John C. Breckinridge）與國務卿朱達．班傑明（Judah Benjamin）在一八六五年逃至古巴，因在那裡有地產與黑奴。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古巴東部一位擁有小型糖廠的白人塞斯佩德斯（C. M. de Céspedes），以優勢種族與地主身分舉事，發動獨立戰爭，參軍響應者黑人為多，十年後與馬德里談和。但才過一年半，一八七九年八月第二次獨立戰爭再從古巴東部開打，參戰者「更黑」，西班牙總督搬弄種族分化之術，使其不及一年而敗。
第三次獨立戰爭始於一八九五年，領軍者是日後成為現代古巴之父的馬蒂（José Martí）。他說，如果古巴獨立成功，將「成為美國擴張的阻力」，也將因為反對當時美國的種族暴力而成為典範，「古巴革命將是一場世界性的革命。」馬蒂五月中彈身亡，第三度參加獨立戰爭的多明尼加白人戈麥斯（Máximo Gómez）與古巴黑人馬西奧（Antonio Maceo），這次各自率領兩大部隊，由東向西夾擊。追求獨立的行伍勝利在望，美國坐收漁利，假借緬因號戰艦在哈瓦那爆炸導致二百六十位水兵死亡，於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對西班牙宣戰，三個月後得勝。同一年底美西和談，華府取得古巴等四個西班牙殖民地；為獨立流血犧牲三年的自由軍（仍由黑白共組，文職的白人多些，戰士則以黑人居多）一無所獲，竟然成為美軍馬前卒！
接著，美國干涉古巴，將美國法律塞入一九○二年的古巴憲法。黑白混血、已從自由軍退役的建築師埃斯特諾茲（E. Estenoz）等人，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日古巴獨立紀念日揭竿而起（卡斯楚革命勝利後指其是偽獨立，因實質左右古巴的是美國）。埃斯特諾茲提出的階級與黑白問題，引起廣泛回響，最後卻在殖民總督主導，「新聞報導推波助瀾」之下，製造反黑人浪潮，將他們的溫和反抗講成造反，幾個月之內，政府已經殺害三千人，包括埃斯特諾茲。其後，古巴政局無法穩定，美國也主動或「受邀」介入「排難解紛」。後來，改變古巴政治知識人的哈瓦那大學學生領袖梅拉（J. A. Mella）在一九二九年遭總統派人暗殺身亡，民情更為激憤，重要原因是他與同夥認為，實現「公正的古巴」，「需要與美國建立一種……美國不會輕易同意的關係」。作者指出，一九三三年革命、一九四○年進步憲法，以及一九五九年革命的「古巴激進主義潮流」，就此發源。
在本書中，作者生動有序地引領讀者進入古巴歷史，對於古巴進步的群眾前仆後繼、互有傳承的百餘年之努力與犧牲，讀者會夾雜悵然、感動、敬佩與冀望於未來的思慮。對於書中念茲在茲的跨種族合作與尚未全然融合的現象，也會浮現反省的心情──非裔古巴人對社會進步的貢獻很大，他們得到革命後政權的更多保障，更優於美國。比如，古巴黑人壽命在一九八一年比白人少一歲，美國黑人則少白人六點三歲；黑人和白人的高中和大學畢業人數相當；國家是雇主，就業種族歧視減輕等等。但是，古巴仍有不平等隨種族現象而衍生。
革命前夕至二０二０年的古巴
本書第七部以後的篇幅佔全書二分之一，都環繞著卡斯楚（Fidel Castrol）講述。軍人轉總統的巴蒂斯塔（F. Batista）影響古巴二十餘年，他殺害學運領袖埃切維里亞（J.A. Echeverria），以及在都會城市為卡斯楚運籌帷幄的派斯（Frank País）。這兩位反對運動的重要人物殞命，使原本就受歡迎的卡斯楚成為反對派的「象徵和領導人」。
卡斯楚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從東部聖地牙哥乘坦克進入哈瓦那，演講至凌晨談到「和平」時，一隻白鴿在他的頭頂上盤旋然後落到他的肩膀上。新政府急急如律令，進城第六日當天，就通過十四項法令；三個月內處決了舊政府五百多人。五月十七日，立法推動「相當溫和」、是當時「經濟思想的主流」、也出現在聯合國建議案的土改政策。這些，無不得到民眾與各大社團高度支持，包括天主教。然而，美國「強力反對」土改。新政府失利之處，是往後數年，格瓦拉與卡斯楚都希望通過教育鑄造社會主義新人，試圖凸顯道德力量，多於提供物質報酬；但改變過往體制塑造的秉性，談何容易？新政府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也無法有承平的環境予以養成，成績備受侷限，並非無因。
接著，美國反撲而有入侵豬玀灣的三日戰爭。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世界瀕臨核戰風險。正如本書指出，古巴每六百二十五名居民中，就有一位政府人員投入援外工作的協調，與之相比，美國卻是每三萬五千名居民才有一名政府援助人員，這是規模驚人的「平民國際主義」。古巴另對海外有軍事介入，但不是窮兵黷武，而是對非洲南部多個國家的獨立與種族隔離之廢除，大有貢獻。蘇聯崩解後，古巴只能自力更生，雖然政經略有轉軌，困難無法盡除，古巴人第四次大規模奔赴美國，在這個階段發生，即便參與的人數，沒有先前三次那麼多。
最後，作者認同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恢復美國和古巴的邦交。並指出，在談到革命前的古巴之時，歐巴馬的措辭與古巴政府「並無二致」：美國當年把古巴「當作可以剝削的東西，無視貧窮，助長腐敗。」革命確實是從美國手中，解放了古巴。卡斯楚知道歐巴馬是善意，但懷疑美國能否穩定。很諷刺的是，卡斯楚這次又對了，美國的善意稍縱即逝。卡斯楚辭世後一個多月，川普總統上任，逆轉了解凍政策並加強封鎖古巴，拜登在二○二○年競選期間承諾扭轉川普政策。但拜登會做些什麼？「懸而未決」，全書基本上在此結束。
美國經貿霸凌古巴六十年
三年後，讀者知道，拜登違反承諾而蕭規曹隨，川普時代強化的封鎖依舊存在，拜登沒有回到歐巴馬的古巴政策，即便他曾經擔任歐巴馬的副總統八年。至於解除古巴封鎖，既然不是總統權利，若無國會同意，還會延續很久。舉世皆說美國無理，《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卻全心支持美國主控的國際秩序，但這本週刊也說「美國不智」。美國獨立革命期間，反革命黨派財產遭沒收，華府獨立後未曾補償。古巴沒有引用美國自己的前例，而是在革命後與各國商談補償辦法，但美國不接受（墨西哥在一九三八年沒收美商油田，美國接受補償）。這就難怪作者說，美國「不是一個自由的帝國，而只是一個帝國……也就持續封鎖古巴。」聯合國大會多年來不斷通過決議案，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的封鎖；而支持古巴的國家，在一九九二年是五十九國，至二○二三年已達一百八十七國，反對者僅存美國與以色列；二○二二以來的一年多，烏克蘭固然接受美國軍援達五百億美元，卻沒有跟著美國投反對票，而是棄權。帝國不改、帝國不反省，全世界也無可奈何。
美利堅仗著富裕、國內市場龐大、美元作為國際最大交易貨幣，美國控制國際貿易必須使用的「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都是歷來華府得以隨心所欲制裁（應該說是「霸凌」）他國的工具，也是白宮逼政他國、逼商全球的手段。但從來沒有任何國家，承受古巴模式的嚴厲與長期霸凌逾一甲子；若是僅算蘇聯解體以後，封鎖也超過三十年。有多嚴厲？美國「海外資產管制辦公室」聘用一百二十人，偵測反恐對象的中東國家，配置了四人，但專門對付古巴的職工卻有二十四人！近日（二○二三年九月），四家遊艇公司因從美國載送遊客至古巴，遭罰款四點五億美元。這些企業在歐巴馬的寬鬆年代，合法做生意，總統一換政策也改弦易轍，竟至承受鉅額懲罰。如此，能有多少商家與國家，願意承擔通商古巴的風險？
古巴的文教體育成績
在國際政治舞台，古巴廣獲世人接受、也頗得尊敬；在國際經貿領域，古巴則舉步維艱、寸步難行。古巴的政治不民主、壓制異端，欠缺言論及新聞自由，未能豐衣足食的古巴，也導致大量民眾「用腳投票」。二○二二年至二○二三年十月的兩年間，竟達四十二萬人離鄉去國──二十世紀四次鬧出大新聞、奔向美國的總移民人數，也不過與此數字接近。但是，古巴沒有傲人的成就嗎？事實上，古巴在藝文教育、體育競賽、公衛保健與生化產業等領域都有出色的建樹。
古巴芭蕾舞馳名全球，成長於古巴並在倫敦聲譽鵲起的阿科斯塔（Carlos Acosta）有《無路可返》（No Way Home）回憶錄，拍成電影《芭蕾王者尤利》（Yuli），講述貧窮人家的小孩躍為巨星的故事，該片二○一九年也在台灣上映。在經濟困頓且有新冠肺炎肆虐的二○二一年，就讀高校的古巴人口，仍然略高於該年齡階層的一半。古巴也成為不富裕的國家當中，唯一自力研發五種新冠疫苗（與我國相同，也是採用「次蛋白技術」），並有二或三種外銷拉美與越南等國，「防護力高達百分之九十二」。上世紀末，古巴創辦「拉美醫學院」，至新冠爆發前夕，前後二十二年已經免費培養來自一百一十八個低所得國家的六至七年制畢業生三萬零四十七位（含一百九十一位美國劣勢階層學生）。這個貢獻，加上多年來醫護人員馳援海外（當然，在相對有錢的社會提供醫護服務並非免費，而是合理收費，畢竟古巴需要收入），單計算二○二一年，約有五點二萬古巴醫護人員在九十二個國家工作，比八個富裕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因有這些表現，海外數十個社團兩度推薦古巴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假使我們知道，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後一、兩年之內，如作者所說，「六千名醫生有約一半、近兩千名牙醫有七百多人」都去了美國，高級醫學教職員從兩百人減到十七人，那麼，古巴革命後的醫護與公衛成績，就更驚人。
在體育競賽方面，國人無疑最熟悉棒球。這裡，「世界盃棒球賽」（Baseball World Cup）從一九三八至二○一一年（最後一回）共舉辦三十九次，古巴得冠二十五次，其中十八次在革命後取得。「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至去年則有五次古巴名次退步，原因應該是至二○一九年已有三百五十位以上好手滯留美國不歸，而其中約有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具備潛能，能夠進入美國職棒。即便如此，古巴在經典賽仍有兩次進入前四名，僅次於日本與美國。在奧運獎牌的斬獲，古巴也很驚人，二○二一年東京奧運有兩百零六國參賽，古巴排名第十四，獲得七金三銀五銅；若算歷屆累積則是八十三金，平均一千萬人拿到約六十面金牌，美國則僅三十一面。
古巴不是蘇聯的代理人
不過，淡化乃至否認古巴這些成就的人也不少。不只右派，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從移民美國的古巴裔教授，到美國本土社會主義者，都有。他們否定古巴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指這些成就來自經濟撐持，是蘇聯給予古巴金援有功。乍看之下，這個批評並非無理，比如，一九七○至一九八八年，古巴年均經濟增長率為百分之四點一，遠高於拉美平均的百分之一點二。然而，評估蘇聯（是否）給予古巴金援，需要同時考量三個層次。
首先，世界市場不是自然形成，是人為、強制甚至暴力安排的經貿關係。從這個觀念理解，當年所謂蘇聯對於古巴等國家的援助，其實是資本與共產體制兩種不同計價方式的差額。蘇聯若未解體，並無補助可言；補助之說，是根據西方資本計價系統而來。
其次，若按美國中情局估計，蘇聯一年援助古巴五十億美元；但《經濟學人》指出，蘇聯援外所有國家，一年最多四十億美元，「比不上美國……給予以色列與埃及兩國的援助」。假使相信後者，一年援助全部盟友也才四十億，蘇聯一年若能給古巴十億，已屬可觀。這裡，學人巴哈（Quintin Bach）在一九八○年代中後期的精心蒐集，完成了蘇聯立國後對海外國家的援助統計，比較嚴謹。他的核算是，從一九七○至一九八三年這段蘇聯援助古巴最多的時期，金額是兩百二十八億四千四百萬美元，加上其他計畫的三十億五千四百萬，合計兩百五十八億九千八百萬。那麼，其後在蘇聯解體前的六年，補助額度一定銳減，若以應該已經偏高的五十億計算，則蘇聯年代對古巴的補助，總額不會超過三百一十億美元。本書引用的數字則是「接近兩百八十億美元」。由於蘇聯與古巴的這個經濟與軍事關係，幾乎所有人都想當然爾，指古巴是蘇聯附庸，無法自主。但正如本書披露的，古巴「從根本上挑戰了蘇聯的外交政策」，更完整的證據則來自格雷傑西（P. Gleijeses）整本書的詳細鋪陳：美國自己的情報顯示，卡斯楚長期拒絕蘇聯的顧問，他也公開批評蘇聯，指其既教條又投機。
最後，古巴一九九二年起在聯合國提案，要求美國解除封鎖。若從該年起算，美國對古巴造成的損失，聯合國估計至二○一七年的二十六年間，累計達一千三百億美元。川普上台後加強對古巴封鎖，他所造成的損失若僅按過往程度來算，則至二○二三年會是一千六百億美元。納入通貨膨脹的計算後，美國封鎖造成的損失，仍然高於古巴得之於蘇聯金額的一倍半至兩倍半。我們也需注意，蘇聯減少補助的一九八○年代，古巴生化醫療產業開始起步；「拉美醫學院」是在金援終止約十年後的一九九八年創辦；至於其他藝文與體育運動及教育的表現，至今水準依然亮眼，儘管在美國升高封鎖、外援已失的環境中，可能略見遜色。
本書還提及，反卡斯楚的古巴裔美國社團，曾在美國境內發動多起暴力行為，對付接觸古巴政府的美國人。但作者未說的是，他們在美國政府支持、默許或不追究其刑責的情況下，更進入了古巴境內發動恐怖攻擊，從一九六○至一九九○年代中期，他們在古巴殺害了三千四百七十八人，另有兩千零九十九人輕重傷，其中，有些是海外遊客，自然也造成古巴的經濟損失。
古巴的政治與物資難題
述說這些古巴故事，也不能忘記古巴在兩個方面存在缺失。一個是政治，言論與表意自由不足，異端也就遭受壓制。一個是經濟，即便難見人們餓垮或流浪街頭，但過去兩年約有百分之三點七的國民往海外（美國）討生活，或許反映了古巴物資短缺的嚴重程度。
疫情第一年（二○二○）古巴經濟萎縮百分之十一，其後兩年實質增加百分之二與百分之一點三，但二○二三年可能再退百分之一至二，古巴生產毛額倒退回到二○一三年。民生困頓、疫情緊張，加上百分之六十八的手機普及率與百分之七十一的網路普及率，引爆了二○二一年七月的示威浪潮。這是革命以來最大的一次，西方說參加者「數以千計」，古巴政府說一萬人。隔年二月，二十人遭判刑，最重二十年，另有七百多人仍在關押。
不過，最嚴重的一次判刑在二○○三年四月發生，三人因劫持船隻而遭判處並很快執行死刑、八人有期徒刑，為此，支持古巴的國際左翼分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說，「古巴讓我失去信心，挫傷我的期待，剝離我的幻覺」。古巴專家藍道（Saul Landau）不認同古巴執行死刑，但希望進步派同情古巴。他指出，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前一年已指古巴是「邪惡軸心」，後又多次誣指古巴擁有生化武器，而當年三月二十日又沒有根據就入侵伊拉克。這些恫嚇與行動，難道不會讓哈瓦那備受威脅，以為這是理應外合，美國即將入侵古巴的前兆，因此才使出霹靂手段，殺雞儆猴？彼時，除發生多起成功與未遂的劫機劫船事件，也有起自一九九六年的運動「瓦雷拉計劃」（Varela Project），發展至二○○三年美入侵伊拉克前夕，已經成功徵集一萬人簽名，依法提出政經改革請願書之後，卻有七十五人遭判刑入監。同情古巴的藍道向哈瓦那政府喊話，希望官方公開說明原委是否如他所述，若然，或可彌補支持群體的裂痕。他表示，古巴不能要求進步的、誠實的人盲目支持古巴。
另一方面，最反對「他國干預內政」的美國，除了以年度預算數千萬美元，先後在一九八五與一九九○年開辦專門從事對古巴心戰宣傳的廣播與電視，每年另再編列數千萬美元要「民主化」古巴。到了一九九六年，還有更苛刻的《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又稱《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白紙黑字要改變古巴政體，形同教唆古巴人讓政局不穩、煽動政變。柯林頓（B. Clinton）原本也許不會簽署該案，但同年二月古巴擊落侵入領空的小型飛機後，局勢立刻翻轉，草案變成法案而付諸施行。對此，本書一方面準確地指出，該法反而有利於古巴壓制異端，因為，古巴政府此時若要「抨擊持不同政見者為美國服務……只需指出（這部）成文法案就可以了」。但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古巴擊落飛機，似乎是「斐代爾……故意破壞……和解可能」，或許有所誤識？對於這件事，海登（Tom Haydon）這位美國一九六○年代學運領袖之一，在筆者翻譯的《聽好了，古巴很重要！》（Listen, Yankee! : why Cuba matters）一書，投入將近萬言，呈現飛機遭擊落，更可能是肇因於反斐代爾的古巴裔美國社群，精心為之但失手的策劃。
《赫爾姆斯–伯頓法案》也引出另一個問題，古巴那麼不民主嗎？依據我們的既有認知，確實不民主。但《古巴及其鄰國：民主運轉中》（Cuba and Its Neighbours: Democracy in Motion）詳細提供了另一種論證，作者奧古斯特（Arnold August）說明，古巴提供獨特的民主形式，若與美國比較，則古巴民眾參與政治的方式，接近我們所說的審議民主。最近的例子是二○一八年的修憲過程，古巴以四個月的時間，讓十六歲以上擁有公民權的古巴人進行了十四萬次會議（高中與大學生共一千八百次，其餘是一般公民、工會成員與農民）。在這段期間，草案引來許多修正意見，新草案調整了將近六成條文；在最早的新憲法版本，有關同性結婚等權利，是眾所矚目的條文，但因保守勢力反對而刪除。由於無法入憲，推動者於是改在《家庭法》（family code）使其合法，新《家庭法》最後在二○二二年九月同樣歷經眾多討論與激烈辯論後，接受公投考驗，以百分之九十四投票率，百分之六十六點七贊成、百分之三十三點二反對，通過同性婚姻、LGBT收養子女，以及無償代孕行為合法化。值得一提的是，古巴這個參與民主議題之討論密度，也許不一定是革命後所創，本書述及一九四○年進步憲法的制定過程，對當時的審議過程，亦多所著墨。
蘇聯解體後，古巴的生活水平，至今仍然低於一九八○年代，最近幾年因川普加強封鎖且拜登跟隨，加上新冠疫情，古巴物資更見短缺。然而，有一事實，並非要用來主張古巴理當繼續當前的低消費水平，惟若藉此反省世界上，是不是有很多國家很多人，過量消費已至危及地球、傷害人心而不再純樸的地步，應該是可以的。須知，「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在二○○六年發布調查報告，指古巴的「人類生態足跡」為一點七，而得到「人文發展指數」零點八二，美國在這兩個分數是七點零與零點八六，意思是美國使用超過古巴四倍多的地球資源，但在教育與壽命等等綜合指數，只比古巴高不到百分之五。英國教授希格（Jason Hickel）根據聯合國發布的「永續發展目標」，也在二○二○年發表論文，指古巴使用最少物資（碳排放量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但取得最多的教育、醫療與基本生活所需，排名世界第一。
古巴革命的吸引力
去（二○二三）年十二月四日，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美國高級別外交官、七十三歲的羅查（Manuel Rocha），指他從一九八一年進入國務院工作後，就一直是古巴間諜。中央情報局則說，古巴不需要用金錢與權勢作為誘因，也不需要脅，「通常意識形態就夠了……古巴革命激發的浪漫情懷」，就讓不少美國人主動為古巴效勞，包括去年初獲釋的「古巴女王」蒙特斯（Ana Montes），失去自由二十二年，也是「為古巴不為錢」。
不過，中情局有官員認定羅查等人的身在曹營心在漢，起於意識形態的偏執與誤識，或者，僅只是來自浪漫（竟可維持六十多年！），則未必準確。近作《革命之泉：為新世界戰鬥，一八四八–一八四九》（Revolutionary Spring: Fighting for a New World 1848-1849）也許能夠以古鑑今，提供了更好的理由。將近兩百年前震動歐洲的革命，是有所得，新世界大門為此開啟，革命有成，「不信青史盡成灰」。間諜們及更多的人理性思考而後投身捍衛與支持古巴，靜默但積極持續付出，也很有可能是出於對歷史縱深的認識與修為，遂能篤定投身。
與其說美國間諜出於誤識或浪漫而力挺古巴，不如說他們呼應了《古巴：一部新歷史》（Cuba: a new history）作者高特（Richard Gott）所說：「古巴的革命沒有以同室操戈的衝突而結束，卻持續地培養出了新的一代又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有著一種看不到，但卻能真實感受到的民族自豪感。」
＊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本文為《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與美國交織的史詩》推薦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