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仗著富裕、國內市場龐大、美元作為國際最大交易貨幣，美國控制國際貿易必須使用的「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系統，都是歷來華府得以隨心所欲制裁（應該說是「霸凌」）他國的工具，也是白宮逼政他國、逼商全球的手段。但從來沒有任何國家，承受古巴模式的嚴厲與長期霸凌逾一甲子；若是僅算蘇聯解體以後，封鎖也超過三十年。有多嚴厲？美國「海外資產管制辦公室」聘用一百二十人，偵測反恐對象的中東國家，配置了四人，但專門對付古巴的職工卻有二十四人！近日（二○二三年九月），四家遊艇公司因從美國載送遊客至古巴，遭罰款四點五億美元。這些企業在歐巴馬的寬鬆年代，合法做生意，總統一換政策也改弦易轍，竟至承受鉅額懲罰。如此，能有多少商家與國家，願意承擔通商古巴的風險？
古巴的文教體育成績
在國際政治舞台，古巴廣獲世人接受、也頗得尊敬；在國際經貿領域，古巴則舉步維艱、寸步難行。古巴的政治不民主、壓制異端，欠缺言論及新聞自由，未能豐衣足食的古巴，也導致大量民眾「用腳投票」。二○二二年至二○二三年十月的兩年間，竟達四十二萬人離鄉去國──二十世紀四次鬧出大新聞、奔向美國的總移民人數，也不過與此數字接近。但是，古巴沒有傲人的成就嗎？事實上，古巴在藝文教育、體育競賽、公衛保健與生化產業等領域都有出色的建樹。
古巴芭蕾舞馳名全球，成長於古巴並在倫敦聲譽鵲起的阿科斯塔（Carlos Acosta）有《無路可返》（No Way Home）回憶錄，拍成電影《芭蕾王者尤利》（Yuli），講述貧窮人家的小孩躍為巨星的故事，該片二○一九年也在台灣上映。在經濟困頓且有新冠肺炎肆虐的二○二一年，就讀高校的古巴人口，仍然略高於該年齡階層的一半。古巴也成為不富裕的國家當中，唯一自力研發五種新冠疫苗（與我國相同，也是採用「次蛋白技術」），並有二或三種外銷拉美與越南等國，「防護力高達百分之九十二」。上世紀末，古巴創辦「拉美醫學院」，至新冠爆發前夕，前後二十二年已經免費培養來自一百一十八個低所得國家的六至七年制畢業生三萬零四十七位（含一百九十一位美國劣勢階層學生）。這個貢獻，加上多年來醫護人員馳援海外（當然，在相對有錢的社會提供醫護服務並非免費，而是合理收費，畢竟古巴需要收入），單計算二○二一年，約有五點二萬古巴醫護人員在九十二個國家工作，比八個富裕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因有這些表現，海外數十個社團兩度推薦古巴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假使我們知道，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後一、兩年之內，如作者所說，「六千名醫生有約一半、近兩千名牙醫有七百多人」都去了美國，高級醫學教職員從兩百人減到十七人，那麼，古巴革命後的醫護與公衛成績，就更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