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回覆湯銘三的信當然會轉達到康有為手中，譚良在信末也請湯銘三轉達。儘管如此，到了同年七、八月間，譚良還是親自寫了信給康有為，其中有云：「今將前後所來款之總數及入股及交還之款，另紙逐條注列如後，以便察核，並移交華益查對，自不難水落石出矣。否則數目不明，長此見疑，豈有涯耶？」又云：「況論情則有師弟之親，論理則先生亦在股東之列，豈可過為決絕與以太甚耶？況芝樓現下非有的款據而不還，弟子亦並非大有積蓄而不急公（自從去春入芝數月，醫業大淡，至今災禍重重，昔日醫業之盛……至於瓊樓各事，銘三應盡知一。各數之對否，瓊樓數部對否，亦可交銘三查辦。餘外如仲策（案：梁啟勳）、夢鐸等亦可著其公同查覆，以定弟子有無以多報少之罪。況所借之款均有揭單，華益有數可稽，焉能憑空否認？望先生明鏡高懸，勿輕聽讒人之言，以叛離其親眾而失知人之哲，則不特瓊樓之付股血本有歸，而弟子等亦不至因財失義也。」信中可見譚良的憤懣不平，不僅沒有承認自己在財務上有過失，反而抱怨康有為「輕聽讒人之言」而無端猜疑。
譚良理、據俱在，一點也不退讓，這逼得康有為不得不低頭承認他的錯失，接著康有為解釋納息還有商款並非公款等等情事，再說到：「總之，此次我實過疑，致起不肖之心剋核，遂至而弟從前數目未清，適遭港、墨事不妥，弟生坐其禍。今皆作過去煙雲，前事可勿計。吾與弟經此閱歷，各省躬思過，痛改之，可也。」似乎對於譚良的辯解，康有為也有所接受，才會有「各省躬思過，痛改之」之語。但康有為還是提出他解決此事的辦法：「一、瓊樓本息雖與孝數無關，惟前借二萬四千後，馮手交數萬必應清息（照原立單）。一、孝前經手七千，後多養五十（宜侃數未交到，可罷論），其息勿問。五十及卓如、同荷學費認之可也。璧借款，孝自追。其餘孝收過公款代支公事者扣之。商款則必須納息，與公不同。學款歸瓊樓清之。」此信雖有意安撫譚良，但最後康有為還是按耐不住性子，申斥譚良：「孝以為總局人人亂來，真是謬甚！且如季雨、銘三經手六年，何有少借誤？若人人少借誤，吾即疑心生矣，孝真妄心也！」，「謬甚」、「真妄心」這種重話，也導致康、譚兩人終將走向決裂的地步。
譚良為了徹底澄清清白，最終決定將瓊彩樓的帳目及他與康有為之間的相關來信，一併結集為《徵信錄》，於一九０九年一月在美國出版。他在序中說：「用是掇拾殘陳，彙刊徵信，以明心跡而折流言」。其中有「抄白各項信據」是將康有為、康有霈等有關瓊彩樓的資金來源、性質、用途的信件，完全披露，白紙黑字，無從狡辯。《徵信錄》同時也揭開了康有為那燦爛的「聖人」長袍下的滿目瘡疤，譚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經濟醜聞的實質，就是「金錢主義最涉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