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保」迷思的來源：認為別人都很容易改變，很容易被騙；而沒有自覺，自己很不容易改變，且堅信自己不會被騙。
「棄保」如果定義為「有候選人甲乙丙3人，選民最支持甲，但認為甲不會當選，而在最後關頭改投乙，以避免丙當選。」就是「棄甲保乙」。或許有個別選民如此，但並無實證資料，證明曾經發生有影響規模，譬如2.5% 以上的選民、在最後8周內會有此行為。
而「選民會改變」「選民未決定」「選民已決定但不直接說」，可能會被誤認為「棄保」。
「選民可改變」的實證參數是「8個月」，「藍白合」的認知超過8個月，而在最後破局。部分選民可能被迫必須「棄保」，但是否能夠達到改變選舉結果的程度？尚待觀察。
臺灣曾經2次於2004、2020年在有科學指標的十字路口，卻選擇了顛跛的路。這次我們已多次作出公開如何選擇的建議，是否依然會重蹈覆轍？
傳說最早、最成功的「棄保」均非事實
「棄保」一詞最早出於1994年臺北市長選舉，傳說棄了黃大洲、保了陳水扁。而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傳說棄了姚文智、保了柯文哲，被稱最成功的「棄保」。
選舉預測要具備可推論性，必須符合3大前提：第一、樣本必須具備隨機/等機率性。第二、達到最適樣本數。第三、樣本必須源於隨機/等機率抽樣方法。
其中「等機率」的意思包括不得更換樣本，當樣本戶1500、樣本人數3000以上。且訪問到「可推論參數」，即65% 以上，各候選人的得票率就已經穩定，接近直線。
40年來選舉，除了2004年的一次以外，選舉結果和選前8周完全相同。亦即很難改變的參數是8周。
坊間民調曲線上下兵乓叫（臺語），其實都是誤差的干擾。
1994年還沒有限制「投票日前十日起不得發布民意調查」的法律，我從開始到選前1天公布的民調，黃大洲落始終落後，沒什麼「棄保」。
2018年一位政壇極少數瞭解科學原理的政治高層，請我協助丁守中作民調分析。丁守中是資深政治人物，形象固定；而柯文哲特色明顯，形象也已定形。我發現早在2月分，2人的得票就已經呈現直線，就是「丁守中將輸柯文哲2%以內」。
我和丁守中一對一討論3次，丁守中和善客氣，堅信他自己的內參民調會大勝，不擬調整競選策略。選舉結果和我最後7月底向他的報告完全相同，「丁守中輸柯文哲2%以內」，是早就形成的結構，也沒什麼「棄保」。
「選民會改變」被誤認為「棄保」
棄保效應在學術界稱為策略投票(strategic voting)，出於 Riker and Ordeshook 於 1968 出版的《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一書。就是選民根據接收到的外在訊息，決定不要投給自己最喜歡的候選人，而改投給可能會當選的人，以避免浪費手中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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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其實脫胎於1950年代創造「傳播學門」的2大開拓者：Lasswell 和 Lazarsfeld，他們假設人民的選擇是基於傳播的效果，包括來自大衆媒體與人際傳播的訊息，現在當然要加上「自媒體」。此即「傳播投票論」的起源。
但根據 Lazarsfeld 的實證研究數據，所獲得的結果是，閱聽人並不會受到傳播行為的影響，還是堅持自己原來意識型態的選擇，形成「傳播無效論」（一般抄寫剪貼的文獻，會依最早譯本，稱為「社會投票論」）。但有人堅持「傳播有效」、只是實證研究作不出來，使此理論長期成為哲學議題。
選民對意識型態的堅持，後來由Campbell，Converse，Miller，和Stoke發展為直到現在仍為顯學的「政黨投票論」，也使密西根大學成為調查研究的重鎮，這是另一主題。
Lazarsfeld 當時只作單次調查，而選民不易在短期改變，所以調查不出來。而部分選民會經由中長期，發生改變。
科學研究必須有長期對照組
科學研究必須有對照組，對單一對象的觀察，其實不一定能夠發現科學知識。我國教育在高一就文理分流，走人文社會發展者，無法有此認知。歐美雖然好一點，但由 Snow 寫的名著《兩種文化 The two cultures》可知，不分國家，從事「科學(Sciences)」與「人文/藝術(Humanities/Arts)」不同的人，經常存在對立的「社會相信」。
當前的民調公司，罕有研究科學者參與。即使是上述提到的幾位美國大師，在思想探索上有巨大貢獻，但就其發表的內容，客觀可知也缺乏科學研究必須有對照組的認識，所以即使假設正確，也證明不出來。
我的選舉研究，每次都包括一個由歷屆受訪者組成的「固定樣本 panel」對照組，歷經40年累積，逐漸發現了《53237 正常選民結構》：
選民分作「主動」和「被動」投票 2群，假設總共 20人，每群 10人，則：
[53237 正常選民結構] 主動投票群10人分作：
5(25%)維持現勢群:意識型態+現勢利益。3(15%)反現勢群:意識型態+反現勢利益。
2(10%)可變群:根據自己感受的候選人形象。
被動投票群10人分作：
3(15%)搖擺群:投社會所塑造候選人形象人多的一邊。7(35%)疏離群:無危己/無危機，不投票。
可再分為3(15%)輕疏離群與4(20%)重疏離群。
選民可否改變？如何改變？
5群選民之中，2個正反意識型態群，與疏離群，是十分難以改變的。
我發現超過30年，正反意識型態群才改變5%，但因為是「相反改變」，所以表面效果是10%，亦即由5(25%) : 3(15%) 改變成 3(15%) : 5(25%)。
再經過多重檢視，發現並非「選民態度改變」而是「生命消長改變」，這類選民從小所培養的「小社會相信」可能終身不會改變。
而為何似乎會停留在 5 : 3 區間？似可由「TX 人類取用行為論」的「S-型行為曲線」解釋，此為另一主題。
2(10%)可變群與3(15%)搖擺群，就是坊間俗稱的「中間選民」。就嚴格知識定義，他們並沒有選擇「中間意識型態」，他們選擇的是候選人形象。而該候選人可能意識型態很鮮明、並不中間，吸引他們的是該候選人的相貌、言行、社經地位…等。
3(15%)搖擺群就是「傳播投票論」想要發現的對象，需要8個月的觀察時間，才能發現其改變，也是生活經驗中「西瓜偎大邊」的人。
2(10%)可變群是相對最容易改變的人，8周以上即可能改變。
「選民未決定」被誤認為「棄保」
坊間出現棄黃大洲、保陳水扁，棄姚文智、保柯文哲的傳說，是因為坊間民調不正確的緣故。
而民調不正確不一定是「故意作假」，而是因僅會操作調查系統，而不瞭解調查與統計知識而形成的「無意不真」。
我們的研究實務發現，受訪者在「接受第一次訪問」時，有40%~60% 會表達「未決定」。坊間民調一般出現的數字會低於此，是因為知識不足、或經營因素（如簽約條件）逕行將回答「未決定」的樣本當成「無效樣本」剔除掉了，其實是嚴重的錯誤。
我們嚴格遵守訪問「隨機/等機率樣本」，所以凡是回答「未決定」者，或是沒有明確表達「不投票」者，我們都會持續追蹤訪問。要到達可推論性樣本數，需時約8周以上，追蹤次數達到7次。
這樣對受訪者追蹤，一定會使受訪者在開始時覺得很煩，必須要使受訪者感受到訪問者持續的真誠，才可能配合。所以訪員的訓練、解說、排班、因受訪者設定訪員性別、換人說服的層級與程序、負追蹤責任的訪員薪資…乃至研究主持人的以身作則，都必須有完整嚴密的配套。
「選民已決定但不說」被誤認為「棄保」
民意調查應不僅是診斷工具，更應該是治療與處方工具。所以我們建議民調應從選前8個月開始。
因為我們採用追蹤訪問「隨機/等機率樣本」法，所以發現許多最早告知「未決定」者，其實早已做了決定，只是最初不願意告訴陌生人。當多次追蹤，受訪者的語氣從「又是你！」變成「還是你？好吧…」，才可能獲得明確答案。
許多坊間民調無法判定「選民已決定但不說」，造成預測錯誤，再誤解為「棄保」。
科學研究必須有「測量」觀念
選民行為基於「認知態度」，在科學上稱為「構念 construct」，存在但看不見。
譬如「健康」就是一種大家容易理解的「構念」，無法直接問：「你健康好不好？」必須經由「測量」才能得知。
許多直接可見的身體指標，如身高、體重，雖然與健康有關、也容易測量，但無法真正反映健康程度。要能夠去測量看不見的指標：血壓、血醣、肝指數…才能共同判斷出健康程度。
所以我們的研究一定會包括「態度行為量表」，題目不能太多，否則受訪者會很煩；題目不能太少，否則測量的信度與效度會不足。
「藍白合」破局 造成必須「棄保」
「藍白合」的基礎概念「在野大聯盟」，首由民眾黨在2020年立委選舉後提出。朱立倫在今（2023）年4月正式提案。醞釀期間超過「選民可改變」參數8個月。
任何單一坊間民調均不宜推論，但集合所有非作假、樣本分散性高的坊間民調，還是可以由「統合分析」觀察出大致趨勢，可以發現存在相當數量「認同藍白合」的選民。
雖然在過去極少數的例子中，曾經實證發現「一加一必小於二」，但仍會小幅超越以意識型態為主選民的賴清德。
「藍白合」破局後，認同藍白合的選民被迫必須選邊，也就是改變投票對象，形成廣義的「棄保」。
優先的可能，就是各選民回歸原始的認同。由於投意識型態的選民多於投候選人形象的選民，只要淪為純意識型態對決，賴清德、或是一個西瓜，就可以躺著等待當選。
柯文哲的年輕人迷思
坊間民調的「加權扭曲」，把實質沒有那麽熱衷選舉的年輕人影響力過於擴張，讓柯文哲誤以為他的選票來於年輕人。我在2014、2018 對他的研究，發現柯文哲的支持中堅，實為知識分子。
我做了個小型的流量分析，因為「藍白合」由期望變鬧劇拖得很長，發現部分知識分子有對柯文哲失望的現象。不過研究規模不足，無法預測是否能夠達到改變選舉結果的程度。
有35%的選民對投票並沒有興趣，但其中最多有15%會因總統選舉或重大爭議而投票，這些人並沒有「棄」誰，但可能因衝動而「保」誰。也就是史上唯一8周內改變結果的2004總統選舉。
「盟友網路投票」競合方案惜未實現
以上 25%~35% 的「可變、搖擺、輕疏離」選民，依據候選人形象、或媒體塑造的形象而投票。這些人對經過「競合程序」而產生的候選人，較會穩定支持。
所以，我多次呼籲，藍白雙方共同舉辦「在野聯盟/盟友網路投票」，經由網路登錄、公告、認證、投票，讓願意公開站出來的選民決定合作方式。這項實驗也可以作為未來「公辦初選」並作為「政黨票」的依據，亦具改革意義。可惜，并未實現（請參閱《風傳媒》《侯柯郭要願賭服輸─從二階段初選到未來公辦初選》）。
第三次來到十字路口
臺灣曾經2次於2004、2020年在有科學指標的十字路口，卻選擇了顛跛的路。
那2次我們都有做實證研究，也向相關人、或當事人提出治療處方的建言：2004年，我們建議暫停選舉。2020年我們建議國民黨與韓國瑜，由國民黨邀請韓國瑜擔任黨內初選召集人，且請韓國瑜協助組織縣市長聯誼會（請參閱《政大社科院政策論壇》《總統槍擊事件與選後衝突》）。
這次我們沒有做實證研究，但依據長期考驗的行為模型，也作出可協助可變選民抉擇的競合方案，已告知當事人之一、另一當事人也有類似的構想。可惜當事人仍未採納可預測的處方案，而導致期待頗有難度的「棄保」。
臺灣已進入「憲政初步」，你和我可以決定政權。唯仍有相當數量者仍抱「人治」思想，自甘為某人的鐵粉，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主人，是要選擇能夠開到「和平大橋」的司機，要選承諾開到的能力，而不是一定必須是誰。
臺灣現況也如「所羅門的審判」，臺灣未來希望的男嬰有被劈開撕裂之虞，但各候選人也沒有「真媽媽」願意退讓，或至少合議一個競合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