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李克強驟然離世，可謂象徵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一代知識菁英社會理想的黯然收場。並且，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是秉持「太初有為」、努力改變社會，卻最終理想未竟的浮士德式悲劇。
2013年李克強作為總理初次訪問德國之際，其曾與梅克爾總理於人文領域共同促成「德中語言年」（2013-2014）。在德國歷史上，由於漢學研究頗為小眾，且較為沉溺古籍與哲學，一些傳統的研究者們甚至本身不會漢語。雖然這一情況自70年代以來有所改觀，但89年天安門事件卻造成普遍的漢學學生流失。
至李克強總理初訪之時，學生數量雖隨中國的經濟發展而逐年回升、研究範圍也逐步細化，但漢學介面對經濟體量正在巨變的中國，尚未做好「中國能力「（China Kompetenz）的準備。而德國民間對於中國文化亦隔岸看花，仍然不乏隔閡與偏見。
為打破成見、鼓勵兩國民眾首先學習對方語言，中德雙方2014年于柏林藝術大學（UdK）舉辦了盛大的慶典。在盛典上，包括剛自中國返回的外交官家庭與即將赴華的商界精英們在內，大家特意以大合唱《讀書郎》向中國知識階層們遙以致意。在大家眼裡，李克強這位新總理經歷了中國的艱難歲月與百廢待興，並在在文革之後籍由知識與勤奮拔萃而出，亦正符合中國民間對於知識的傳統敬重。
正如梅克爾總理從未忘記自己出身的東德民眾是如何渴望自由與富裕，李克強總理亦在上臺之初把自己的執政理念概括為「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這份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的民本情懷，既浸潤著80年代顯著的時代精神，無疑也是來自安徽貧困地區的一介書生成長為士大夫的典型情懷。
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在社會左右兩派的制衡博弈之中，意識形態較為偏左，經濟方面卻又似乎難以說服自由主義右翼們「共同富裕」。結合當時語境來看，李克強總理所提醒的「六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似乎並非意在否定「脫貧」成果，而在於提醒各級政府以萬家疾苦為重，將民生利益切實放於心上。
這或許也是其為何在艱難的三年疫情之中提倡實際的「地攤」經濟。「地攤經濟」雖然曇花一現，甚至難登大雅之堂，但卻為苦悶的底層民眾帶來溫暖明亮的人間煙火氣。其所象徵的自由、靈活與鼓勵，當時極大地點燃了芸芸眾生在嚴苛管制下的生活希望。
然而，遺憾的是：在六四以來一直回避政治改革的中國社會，一旦改革涉及權益分配、簡政放權等深水領域，即需真正「刀刃向內」與「自我革命」之時，一介書生及其身後的技術性官僚縱有「斷腕勇氣「，也未必能撼動積重難返的結構性問題。這亦正如其所感歎：「撼動利益比撼動靈魂還難。」
劉霞赴德與Merian高級人文社科研究院
2017年7月，中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博士於獄中去世，其遺孀劉霞女士一身黑衣、向大海流放骨灰的淒涼場面觸動人心。2018年5、6月間，旅居德國的流亡作家廖亦武公開了遭受軟禁的劉霞女士憂鬱症加重、渴望赴德治療的絕望啜泣。時逢李克強總理7月9日即將再次訪德，社會各界對此寄予極大期望。 （相關報導： 彭濤觀點：最弱總理夭折，最強總書記寢食難安？ ｜ 更多文章 ）
包括人權組織Amnesty在內的各種社會團體均呼籲梅克爾總理進行交涉，由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女作家Herta Müller與廖亦武先生發起的請願連署也廣為流傳。令人驚喜的是，劉霞女士果然輾轉抵德並重獲自由，並且是以意想不到的驚喜速度（7月10日）。即使是中共集體決定或有人質外交之考量，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這至少也是李克強通情達理、善於合作的一種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