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濤觀點：美中關係在互不想讓的對抗中沒有光明前途

使美中或東西方關係緊張不斷加劇且難以緩和的關鍵問題是，雙方均缺乏足夠的意願和能力去建立和維護一套各方（至少）基本認同的國際行為規則和秩序，並無意相向而行，以及改變自身政策和適應對方的行為方式和習慣。

目前美中關係實際上是一種以對抗為主要特徵的關係，雙方溝通與合作的空間越來越小，由於誤判與互不妥協的行為而導致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增高。 面對這種危險境地，美中雙方都不願或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方案來解套和擺脫危机。華盛頓採取全面遏制中國崛起和赶超美國的戰略，以維護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的世界霸主地位。而面對美國遏制戰略，北京則採取以牙還牙、針鋒相對的反制策略，使美中對抗關係螺旋上升，難有迴旋餘地。在中國不願改變其政治制度、美國不願（在競爭中）「認輸」的氛圍下，美中關係在競爭和對抗中沒有光明前途，而只有你死我活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何走出和避免掉入這個陷阱？有哪些方案和出路更有利於緩解和減輕美中之間不斷升級的對抗態勢？大國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關係模式為什麼難以為繼？

美中落入對抗戰略陷阱

美國人對華戰略有三大要點，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說：「該競爭的地方競爭、該對抗的地方對抗、該合作的地方合作」。這三點是互相矛盾且不可能同時起作用的。因為，「合作」與「對抗」是两种水火不容的行为。在對抗的氛圍下，合作是不可能有效施行的。

不管是從邏輯還是從經驗出發，在同一時間與場合內，「既對抗又合作」的關係是無從建立和維持的。從概念含義上來講，「對抗」意味著你死我活的鬥爭，容不得半點妥協的餘地，它哪裡還有合作的可能。试想，两個互相仇視且正在殴打的人，会在此刻為雙方共同利益著想嗎？這種「既對抗又合作」的策略是一種幼稚、投機和不切實際的方案，最終也不會達到決策者想要的結果——既要把對手打趴，又想迫使對手不得不與自己「合作」。

譬如，在中美之間唯一能有較大全球合作空間的氣候變化議題上，由於兩國之間對抗態勢的升級而遭到嚴重阻礙。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中國政府強烈反對下訪問台灣，招致中國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致使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China-US Climate Working Group）的工作被擱置。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秦剛說：要重啟合作，美方應認真反思在台灣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不要採取任何會導致緊張局勢升級的行為。中國政府採取的反制措施還包括：展開「圍台」軍演、宣布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和取消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以及暫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暫停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合作、暫停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暫停中美禁毒合作。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乾淨的煤，打造碳排神話？ ｜ 更多文章 ）

在不同規則和價值的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角逐中，只有清晰明確的策略才能有效地達到其目標：要么不怕失去重大經濟利益而採取全面對抗策略，要么放下意識形態衝突和相互之間的各種差異而尋求「和而不同」的共生機會。那種腳踏兩隻船、既要面子又要裡子的投機策略是不會見效的。

而事實上，從目前中美之間劍拔弩張、互不相讓的態勢來看，美國以對抗為主要特徵的對華戰略使美中雙方的基本合作與溝通已經「寸步難行」。

儘管在相互「競爭」的對手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溝通與合作」空間，但這至少得滿足一個前提條件，即：競爭雙方必須在同一規則和秩序下「公平」競爭，且不能把對方視為敵手和致命的危險。時下，美國要求中國按照華盛頓的規則和秩序與西方打交道，但中國則不願隨著美國的指揮棒轉，而是要按另一套規則和秩序與美國競爭。在兩種不同秩序共存的景況下，美中不可能有共同或相似的行為方式，也就不可能擺脫對抗的局面。世界歷史也沒有給出類似的範例。冷戰時期美蘇兩強互不退讓、爭鋒相對的格局就是一個明證。

拿近年來中美關係的現狀來說，美國自川普總統任期時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並將中國視為最危險對手以來，中國就沒有認真地與美國合作過。特別是在拜登政府推行其上述「既對抗又合作」的策略以來，北京幾乎拒絕在所有領域與美國認真地合作。

不僅如此，華盛頓要求與北京的高層對話也沒有得到應有或積極的回應。其原因很明顯：美國在貿易、科技、金融和軍事等領域對中國施行的全面制裁與打壓，並將中國視為美國最危險的對手，讓北京無法與華盛頓保持合作與正常溝通的關係。正如北京所抱怨的，中國不可能接受美國一邊大肆圍堵打壓中國、一邊要求建立「護欄」避免衝突的「說一套、做一套」的做法。

合作就不能對抗，對抗就無法合作。這是中美關係目前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無法正常溝通的現實寫照。

在北京看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遏制戰略實質上只是一種「惡性競爭」，一種直球式的「對抗」策略，很少有合作共贏的意願與空間。這種對抗模式如果不改變，美中之間勢必發生嚴重的衝突，甚至爆發戰爭，如在台海、南海等區域。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就認為，當前美中關係的危險程度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列強之間互不退讓的走勢很相似。中美之間的對抗可能最終會通過一場戰爭來解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基辛格警告稱，中美已走上相互衝突的道路，兩國之間可能爆發核戰爭。 「台灣的衝突可能會以任何人都無法控制的方式升級」。基辛格强调，中美必须改变目前的关系轨迹，兩國正「站在懸崖邊上」（the top of a precipice），雙方都應該從對峙中後退一步。

就目前美中關係的情勢看來，兩國關係向好的可能性遠遠小於交惡的機率。因為，華盛頓不情願放棄遏止和打壓中國的策略，北京也不會接受美國的所謂「霸凌」與「脅迫」。雙方都不會在各自認為關鍵的領域向對方做出實質上的讓步。因此，美中關係很大程度上只會越來越糟糕，而難有重大的轉變。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乾淨的煤，打造碳排神話？ ｜ 更多文章 ）

儘管近來中美關係在外交上有所迴轉，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6月18日至19日成功訪華，並得到習近平的會見。但是，美中之間緊張和對抗的態勢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雙方會後仍然各說各話，並無實質上的讓步。 6月20日，在加州的總統競選募款活動中，美國總統拜登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比作「獨裁者」。他的表態引發中方的尖銳回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稱這是「公開的政治挑釁」。但美國並未收回這番評論。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巴特爾（Vedant Patel）21日表示，拜登總統把習近平比作獨裁者的言論，並不該令人驚奇。他說：「美國將繼續透過外交和負責任的方式與中國接觸，以管控緊張局勢，消除誤解，避免誤判，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會直截了當地表達我們的分歧」。拜登和美國務院的言論使美中關係再掀波瀾。

繼布林肯訪中後，7月6至9日，美國財長耶倫（Janet Yellen）也訪問了中國。訪問期間，她雖然強調，華盛頓並不尋求與中國經濟「脫鉤」，因為這「對兩國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也會破壞世界穩定」。但她所強調的不尋求與中國「脫鉤」，並不妨礙要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堅持「去風險」和「減少依賴」。但是耶倫在公開講話中也表示，處於國家安全考量，美國不得不對中國的先進科技企業實行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北京認為，她這是「試圖將美方的行為合理化、正當化」，中方不會同意這種做法。中方明確指出，泛化國家安全不利於正常經貿往來。這表明，目前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分歧依舊鮮明，仍各自堅持自己的立場。有中方分析稱： 「如果美國接下來在這方面沒有實質性的改善，可能之前這些氣氛的改善、4天的訪問就變成一件浪費時間的事了」。 

作為對美國限制行為（譬如日本、荷蘭配合美國政策，對中國半導體設備實施出口管制）的回應，中國就在葉輪訪華期間宣布對鍺和鎵等稀有金屬原料進行限制出口。這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彈，並稱要對此推出相應的反制措施。美中之間在經貿、高科技和原材料等領域相互採取的對抗性限制行為，並未因美中高層恢復接觸而停止和減緩，相反有不斷升級的跡象。

如果中美雙方都繼續堅持其對抗與不妥協的戰略，即：中國不改變其專制政權模式和與西方相向而行，美國也不容許中國超越和強過自己，中美關係最終就只有敵對，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競爭中的「共生」將變得非常彆扭和難受，美國「透過外交和負責任的方式與中國接觸，以管控緊張局勢，消除誤解，避免誤判」的嘗試也不會見效。在這種以對抗為主要特徵的態勢下，也不排除中美最後會以戰爭的形式來決定誰勝誰負（即誰取代誰）的問題。一戰和二戰的爆發與結果即是兩個歷史先例。

美國和西方國家如何才能改變中國？(美中有走出戰略对抗陷阱的選項嗎？)

這就引伸到下面一個問題，即美國和西方國家如何才能改變中國？從歷史經驗來看，西方改變中國的方案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1、通過對抗與封鎖的方式逼迫中共就範，或令因其發展受阻而內部矛盾加深導致動亂和政權崩壞。2、繼續採取溝通、接觸與「合作共生」的方式，逐漸同化中國社會和改變其政治模式。

第一種方式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會以戰爭的勝負來決定，或者是中西方冷戰的重演。第二種手段則需要很長的時間和西方的自信與意志去堅持推行。後一種方案通常會以「和平轉型」的方式收尾。這有歷史先例可循，如世界三次民主浪潮及蘇東的巨變。然而，在目前看來，第二種方案不是美國朝野兩黨的首選，歐洲盟友也正在失去以和平方式（如顏色革命）改變中國的信心，防範與抵禦中國威脅正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打交道的戰略基點。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乾淨的煤，打造碳排神話？ ｜ 更多文章 ）

西方民主世界成員特別是美國政界普遍認為，過去三十多年與中國的接觸政策已經「宣告失敗」，因此開始考慮以脫鉤和對立的方式與中國展開較量。這被視為是西方對自身制度和價值觀（軟實力）優勢失去充分信心表現，以及東方專制的文化與價值鏈正在侵蝕和弱化西方以民主和人權為基準的價值體系。 

不僅如此，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硬實力（國力）也受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威權國家的挑戰，使得全球地緣政治重心和格局開始向東方傾斜。這一被北京稱為「東昇西降」的趨勢，讓美國和西方產生戰略焦慮，擔憂其主導世界的地位會被中國所取代，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模式會被威權主義侵蝕和敗壞。 

因此，美國和西方國家處於兩難境地：從外部改變不了中國，從中國內部也無法促其生變；而從市場利益角度來看，西方又無法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換句話說，西方既不能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又不能或不願意與中國直球對決、全面脫鉤甚至發生軍事對抗。

美國與中國關係急轉直下的最根本原因還在於，雙方在制度模式、戰略目標與價值訴求上的巨大差異與衝突。中國政治專制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對外咄咄逼人的強勢日增，讓美國和西方世界對北京產生嚴重的戰略焦慮與不信任。

在美中均無法或沒有意願調整或改變其戰略目標和價值訴求情形下，其結果就要看雙方的實力對比將如何消漲了。如果中西方在實力上能保持勢均力敵的態勢，雙方誰也吃不了誰，二者同時又不得不互通有無，並能在聯合國規則和框架下有所合作與有效處理雙方之間存在的分歧與衝突，那麼美中在維持競爭和部分合作的關係下是可以共生並存的。但這需要滿足一個前提條件，即：雙方不以吃掉對方為其戰略目標，且有意願和能力管控相互間存在的矛盾與衝突。

中國能否在與美國的博弈下繼續強盛下去，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能否保證在與中國的競爭當中不會被北京模式侵蝕甚或取代，是今後中西方是否能夠避免直接衝突與戰爭而共同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

問題的癥結與解決的方案

美國和西方留下的問題是，西方現在對自己堅守的普世價值的優越性還有足夠的信心嗎？放棄或重新拒絕與中國在內的威權國家的接觸和交往戰略，是否是西方國家對自己價值和軟實力失去信心的行為體現？這是事關東西方地緣政治格局如何轉變的問題。如果西方喪失了對自身軟實力的信心，就意味著它自認在市場全球化情況下其軟實力不敵東方專制價值的對抗。

而事實和原因在於，在產業鍊和供應鏈全球化進程中，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硬實力受到中國實力和影響力增長的削弱與挑戰。整體競爭力和影響力的下降迫使西方國家對中國實力持續崛起的戰略焦慮。特別是在三年新冠病毒疫情和俄烏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和西方世界對中國（包括俄羅斯在內）等東方專制政體在資源和關鍵產品供應鏈方面的依賴產生嚴重危機感，並加強和擴大了其對中國的限制和防範。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乾淨的煤，打造碳排神話？ ｜ 更多文章 ）

從地緣政治競爭的角度來看，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這種安全焦慮和採取的「去風險」、減少依賴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方民主世界不願意失去規定世界秩序與規則的主導權。但是，因此而放棄通過接觸與交往對中國社會政治的影響和改變的努力，也不是一個長遠和明智的策略。因為，類似於冷戰時期的以壓制與脫鉤為主調的應對策略不僅不可能對中國政治的改變起到積極的作用，而且還會增加中國朝野對美國和西方的排距與抵觸的情緒，從而減少和阻絕中國接受西方價值與生活方式的渠道。 

因此，值得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審慎理性思考的問題是：哪種戰略方案更有利於維護自身規則，更符合全球化進程的現實？ 是推行對抗性的冷戰模式，還是以密切接觸和相對公平競爭為特徵的後冷戰方案？ 是採取基於實現改變中國的長期目標的戰略，還是基於短期地緣政治利益的戰略？

從當前以沖突為特徵的中西方關係來看，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尚未完全成熟，也不符合其長遠利益。 美國和西方世界必須重新審視和考慮其熱衷推行的脫鉤與對抗的對華戰略，避免中西方關係重蹈俄羅斯與西方世界完全敵對對抗的覆轍。

俄烏戰爭的後果給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帶來嚴重損害和挑戰。 如果美國及其盟友和中國的關係也陷入類似西方與俄羅斯完全對抗的困境，將會給世界經濟和安全帶來遠比俄烏戰爭造成的後果和災難更大、更深遠。

因此，建立並遵守東西方共同認可的最基本（起碼）的規則和秩序就顯得尤為重要。 這是避免和削弱大國之間因地緣政治競爭和意識形態差異而導致對抗甚至戰爭升級的唯一路徑。

東西方（包括西方國家內部）之間在經濟、貿易、技術、安全等領域的爭端和衝突，都是由於各方只按照自己的規則和原則行事，而不是按照國際法和聯合國框架下的規則來處理雙邊和多邊關係中出現的爭執和分歧。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乾淨的煤，打造碳排神話？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德國明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