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德國重振了奄奄一息的國內經濟，成為全球化時代的一個製造業強國。
時移世易。德國沒有跟上時代的腳步。現在，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不得不再次重塑自身。但頑瘴痼疾和短期危機相互交織，令人頭暈目眩，四分五裂的德國政壇難以找到應對良方，致使委頓感與日俱增。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預計，2023年德國將是全球唯一出現萎縮的主要經濟體，就連受制裁衝擊的俄羅斯也會實現成長。
德國對製造業和外貿的依賴使其特別容易受近期的全球動蕩影響，包括新冠疫情期間的供應鏈干擾，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能源價格飆升，還有已導致全球經濟成長放緩的通脹攀升和利率走高。
據知情人士透露，德國最大汽車製造商福斯汽車（Volkswagen）的最高管理層在7月份一次內部電話會議上分享了對嚴峻形勢的評估。一位分部主管告訴同事們，成本飆升、需求下降，外加特斯拉（Tesla, TSLA）和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等新對手，正在形成一場「完美風暴」。他說：「火上房了。」
這些問題並不新鮮。德國製造業產出和GDP自2018年以來一直停滯不前，這表明其長期以來頗為成功的經濟模式已失去魔力。
中國曾在多年間充當德國出口繁榮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快速工業化的中國買走了德國所能製造的各種資本財貨。但中國的投資密集型成長模式多年來已在接近極限。經濟成長已放緩，進口需求也已走軟。
中國工業已不再是德國最好的客戶，而是成為了咄咄逼人的競爭對手。中國汽車製造業的後起之秀在與福斯汽車等德國老牌企業競爭，這些德國車企已在電動汽車革命中落伍。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當今的世界環境對於曾令德國受益的那種開放貿易已不那麼有利。最能清楚體現這種轉變的是，川普（Donald Trump）擔任美國總統時，不僅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徵收關稅，還對從美國在歐洲的盟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英國於2016年決定退出歐盟，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招致了歐盟的制裁，這也預示著出口大國將面臨更加不友好的環境。
經歷了長期工業繁榮的德國對國內一些薄弱環節掉以輕心，這些弱點包括勞動力老齡化、服務部門僵化以及官僚主義作風日益嚴重。德國在支持汽車、機械和化工等傳統產業方面做得較好，相比之下，在培育數位技術等新興產業方面則差一些。德國唯一的大型軟體公司思愛普（SAP）成立於1975年。
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德國多年來公共投資的匱乏導致基礎設施日漸破損，教育體系日益平庸，高速網際網路和行動網路很差。
德國曾經高效的列車已成為晚點的代名詞。公共行政部門仍在依賴傳真機，成了全國性的笑話。就連國家足球隊也經常打敗仗。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所長Moritz Schularick說：「在挑戰重重的10年左右時間，我們像是一睡而過。」
今年3月，德國歷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跨國工業氣體集團林德（Linde, LNEGY）從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退市，傾向於只維持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作出這一決定的部分原因是德國金融合規負擔日益加重。此外，歷史可追溯至1879年的林德表示，該公司不想再被認為只是德國公司，林德認為這種關聯在削弱公司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長期從事報紙出版工作的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員Josef Joffe說，今天的德國正處於又一輪成功、停滯和改革壓力的循環之中。
「德國會東山再起，但存在兩個頑疾：首先是未能將舊工業體系轉變為知識經濟，其次是能源政策不合理，」Joffe表示。
德國財政部長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接受採訪時說：「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記住，德國仍然是一個全球領導者。」他說：「我們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我們擁有經濟專門知識，我為我們技能嫻熟的勞動力感到自豪。但目前，我們還沒有達到應有的競爭力。」
德國仍有很多優勢。憑藉深厚的技術和工程知識儲備以及在資本財貨方面的專長，德國仍能夠從許多新興經濟體的未來成長中獲益。德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大大提高了就業人口的比例。德國債務水準低於多數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將德國債券視為世界上最安全的資產之一。
總部位於漢堡的貝倫貝格銀行（Berenberg Bank）經濟學家Holger Schmieding說，德國現在面臨的挑戰沒有20世紀90年代兩德統一後那麼嚴峻。
那時候的德國為了整合之前由共產黨統治的東部地區而付出巨大代價，舉步維艱。當時，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和僵化的勞動法導致德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福利支出激增。太多的民眾依賴福利，而支付福利開支的勞動者人數卻太少。在其他國家紛紛押注電子商務和金融服務的時候，德國對製造業的依賴被認為是過時的。
全國焦灼了一段時間之後，時任德國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oder）削減了福利待遇，放鬆了對勞動力市場部分領域的管制，施壓失業人員接受現有工作。這些備受爭議的改革舉措分裂了施羅德所在的社會民主黨，導致他下台。
私營部門的改革起到了與政府措施同樣重要的作用。德國的企業與員工展開合作，使工作規範更加靈活。工會同意暫時放棄加薪，以換取讓工廠和工作崗位都能留在德國。
德國公司變得更加精簡。與此同時，世界對於德國擅長的製造業產品需求增加，比如資本品和豪華汽車。
此外，中國對工業產能的大規模投資推動了位於巴伐利亞州和巴登-符騰堡州的機床製造商的銷售。福斯汽車已在中國投入巨資，以滿足新富消費者對德國汽車的需求。
然而，自滿情緒悄然滋生。相較於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在德國GDP中佔大頭且充當就業主力軍的服務業的活力略顯不足。工資限制削弱了消費需求。德國企業將大部分利潤存了起來，而不是進行投資。
成功的出口商不願作出改變。德國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對自身實力非常自信，以至於許多供應商對電動汽車很快將挑戰內燃機汽車的警告不屑一顧。由於未能投資新一代汽車的電池和其他技術，許多德國汽車供應商現在發現自己被中國的後起之秀趕超了。
普華永道（PwC）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德國汽車供應商自2019年以來在全球市場丟失的份額巨大，抹去了之前20年裡取得的份額，而部分原因就是它們不願意變革。
BioNTech （BNTX）是一家備受讚譽的生物技術公司，之前與輝瑞公司（Pfizer, PFE）合作研發了新冠疫苗。BioNTech最近決定將部分研究和臨床試驗活動轉移到英國，原因包括德國在數據保護方面的限制性規定。
BioNTech聯合創始人Ugur Sahin最近表示，德國的隱私法使得該公司無法開展癌症治療方面的關鍵研究。德國曾在新冠疫情期間加快了對新療法的審批程式，但Sahin說，現在又恢復了緩慢的審批步伐。
領先的高科技義肢製造商Ottobock的董事長Hans Georg Nader說，德國本應是醫療科學進步的受益國之一，然而，由於一些新法規的公布，在德國開展業務變得越來越困難。
最近的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德國製造商對每家零部件供應商的環境、法律和道德資質進行擔保，這就要求即使是規模較小的公司也要對許多外國供應商進行盡職調查，而這些外國供應商通常總部設在海外，如中國。
Nader說，為了合規，他的公司現在必須仔細審查從軟體開發商到小金屬螺絲製造商等數千家業務合作夥伴。鑑於此，Ottobock決定把最新的工廠開在保加利亞而不是德國。
能源成本正給化工等行業的生存帶來挑戰。俄烏戰爭暴露出德國大舉押注俄羅斯天然氣的高昂代價，之前德國希望通過採購俄羅斯天然氣來填補關閉核電廠造成的缺口。
當時的德國政界人士未理會有關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會把天然氣作為地緣政治籌碼的警告，聲稱俄羅斯一直是可靠的天然氣供應方。在普京下令入侵烏克蘭後，他控制了對德國的天然氣輸送，試圖阻撓歐洲支持基輔。
由於歐盟國家爭相尋找俄羅斯天然氣的替代供應源，歐洲能源價格已從去年的峰值回落，但德國工業面臨的成本仍高於美國和亞洲競爭對手。
德國企業高管的其他不滿還包括：缺乏熟練工人、複雜的移民規則令公司難以從國外引進合格工人，並且電信和數位基礎設施都不夠完善。
化工巨頭巴斯夫（BASF）的首席執行官薄睦樂（Martin Brudermuller）在4月份的年度股東大會上表示：「德國本土市場讓我們越來越感到擔憂。」他說：「盈利能力根本達不到應有的水平。」
碎片化的政壇格局使德國更難像20年前那樣進行影響深遠的改革。與歐洲大部分國家一樣，老牌中右翼和中左翼政黨已失去了在選民中的主導號召力。德國議會中的政黨數量已穩步上升。
德國總理蕭爾茨（Olaf Scholz）和他所在的社會民主黨目前領導著一個臃腫的執政聯盟，各派成員對於德國未來發展的觀點往往截然相反。自由民主黨希望減稅，而綠黨想要加稅。左翼部長們希望大幅提高公共投資支出，並在必要時通過舉債獲得資金，但財政部長林德納反對這樣做。林德納說：「我們需要謹慎的財政政策。」
政府高層官員承認有必要削減繁瑣的手續流程，並對德國的能源供應和基礎設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黨派之間的分歧往往會阻礙哪怕是最溫和的改革舉措。綠黨本月在爭取到對增加福利支出的普遍同意後，才取消了對林德納降低商業稅提案的否決。作為各方妥協方案的一部分，德國政府同意通過另一項由林德納的盟友之一、司法部長布施曼（Marco Buschmann）起草的法律，以減少對企業的監管。
蕭爾茨最近駁斥了有關德國的悲觀預測。他最近接受國家電視台採訪時說，德國需要變革，但不需要從根本上改變二戰後一直行之有效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
蕭爾茨舉例稱，在政府慷慨補貼的幫助下，來自英特爾公司（Intel, INTC）等企業的外資進入了微晶片行業。蕭爾茨說，計劃中的移民規則改革將有助於吸引更多技術熟練的工人，相關改革包括使申請德國公民身份更加容易。
Joffe表示：「現在領導德國的是一群啟斯東警察，一個無法團結一致的雜牌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