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海歸，回到故國，他們或如魚得水，或格格不入：留法的李璜，以青年黨領袖和大學教授身份，在北京、上海和四川處處反共，在國共兩黨血腥纏鬥中，卻找不到第三黨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作為一名英國律師和「無根遊士」，不會華語的陳友仁成了戰狼外交部長，對帝國、殖民、租界皆恨之入骨，失敗後偏偏逃到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第一個女律師和女法官的鄭毓秀，遊走於玫瑰、槍與法典之間，後來成為並不受台灣人歡迎的第一任「台灣省主席」夫人，晚年寂寞地在美國去世。與今日中國數百萬海歸一樣，他們未能改變中國，卻被中國所改變。
作為商人，他們在一個商業大大受制於政治的時代裡，一度多財善賈，最終卻折翼墜地：張元濟在焚書時代印書，打造出民營企業的旗艦——商務印書館；穆藕初「商而優則仕」，由紡織大王成為南京政府財經高官，卻因抵制腐敗文化而出局；吳鼎昌以報紙打造「第四權」，造就輿論重鎮《大公報》，進而主政貴州，讓貧瘠之邊陲煥發生機；林獻堂為台灣的獨立和自由尋覓出路，踏遍五洲，殫精竭慮。
還有一些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檻外人」：二十二歲的前清遜帝愛新覺羅·溥儀，備受民國政府和民眾霸凌，與中國斷絕關係、重建滿洲帝國的理想日漸豐滿；釋太虛希望通過與蔣介石結交，在革命與殺戮的時代，為佛教留下一方淨土；《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哈雷特·阿班一路從廣州到上海再到北京，目睹了這場辛亥以來最大的變局，沐浴在「血的蒸氣」之中，但中國之於他，仍宛如一幅朦朦朧朧的水墨山水畫；日本政府駐南京武官、軍部「第一支那通」佐佐木到一，熱情支持黨軍北伐，卻沒有想到北伐帶來赤潮與新軍閥，使中日互為敵國，自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囚至死，他是中國的朋友，還是敵人？恐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我追尋他們的人生，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恩怨情仇。我向他們獻上贊美、愛慕、批評、譴責。我寫他們，也是在寫我自己。我寫歷史，也是在寫現實和未來，如喬治·歐威爾所說，「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真正的反共、反獨裁、反極權，乃是奪回書寫歷史的權利。
赤潮洶湧，凜冬將至
一九二七年的反共之役，表面上成功了，實際上卻失敗了。二十二年之後，中共捲土重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反共失敗，不是因為國民黨人不夠心狠手辣、沒有斬草除根，而是沒有明白這是一場觀念之戰、思想之戰、信仰之戰。靠殺人不能取得終局之戰的勝利，正如二十九歲的共產黨人夏明翰（一九二七年初，他服務於毛澤東主持的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全國農民協會秘書長，並兼任毛的秘書）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被國民黨捕殺前宣稱的那樣：「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他信奉的主義並不「真」，他卻以為是「真」的，並願意為之而死，而且確實有很多「後來人」。可見，要消滅共產黨，必須在觀念、思想和信仰上壓倒並摧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