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清共；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八月七日，中共在武漢秘密召開「八七會議」，以年輕氣盛的瞿秋白取代陳獨秀，確立武裝暴動對抗國民黨的新路線。
毛澤東與鄧小平在此次會議上第一次碰面，此刻他們在黨內人微言輕，不會料到瞿秋白只是一名曇花一現的領袖，而他們兩人未來將分別統治中國超過四分之一世紀。
「八七會議」與會者之一、後來出任中共宣傳部長的陸定一回憶說：「中午，洛卓莫娃為大家準備了午餐，我們吃的是麵包和午餐肉罐頭，一個罐頭有好幾斤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大的罐頭，因此印象很深。吃完午飯，又繼續開會了。下午首先討論羅明納茲的報告，然後瞿秋白代表常委會作報告。接著討論《告全黨黨員書》、《工人運動決議案》、《農民運動決議案》和 《組織問題決議案》等文件。這些文件都沒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講一講大意和讀一讀稿子，即交代表表決。……討論常委報告和文件時，沒有發生意見分歧，很快就通過了，然後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陸定一的回憶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與會代表的食物是麵包和午餐肉罐頭。麵包大概是洛卓莫娃現烤的，應當是香噴噴的白麵包，而非瞿秋白在旅俄期間無法接受的劣質黑麵包；特大號的午餐肉罐頭，是從俄國運來的，連見多識廣的陸定一都未見過，對於大多數出身貧寒、生活粗糙的與會者來說，是一種相當美味的食物。
午餐肉（lunch meat）是一種經預先烹煮、加工及壓縮過的罐頭肉類食品，由豬肉、澱粉、鹽和香料混合製成。陸定一的這則記錄顯示，俄國人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將這種食品帶到中國，讓年輕而激進的中國革命者由衷地對富裕而強大的蘇俄五體投地、言聽計從。蘇俄為遙控中國革命、在東方扶持一個共產黨執政的衛星國，從出錢、出槍、出顧問到出午餐肉罐頭，不惜以舉國之力輸出革命。
一九二七年六月，史達林在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明確主張，為穩住汪精衛和武漢國民黨人，蘇聯應該給武漢追加三百萬到五百萬盧布的援助款項。據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臨時動議：一千五百萬貸款暫時無法滿足，但可以「再給武漢政府撥款兩百萬盧布」，並不拒絕以後重新討論貸款問題。然而，金錢和武器無法繼續籠絡武漢國民黨人，在馮玉祥與蔣介石合作反共之後，武漢將如法炮製。反共成為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中國大部分地方的「關鍵詞」。一九二七年，成為「反共之年」。
跟隨共產黨，就能從青菜豆腐走向土豆加牛肉？
魔鬼隱藏在細節之中，歷史也隱藏在細節中。
從俄國運來的午餐肉罐頭及共產主義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卻不能改變中國人頑固的胃口。多年以後，改變中國人胃口的是美國食品——文革結束後，曾被毛澤東斥為「邪惡資本主義走狗的鴉片」的可口可樂，在一九七九年獲准進入中國市場，短短十多年間，在中國開設數十家工廠，擁有中國將近百分之六十的軟性飲料市場。然後是遍地開花的麥當勞與肯德雞。
再後來，連蘇俄也擋不住作為美式快餐及美國生活方式代表的麥當勞，第一家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幕時人山人海。學者瑞秋·勞丹在《帝國與料理》一書中認為，麥當勞在莫斯科開設一事，已然預示了蘇聯的結果——還有人認為是加速其終結。然而，俄國人不願走向「美國化」——二零二二年，普丁入侵烏克蘭導致西方與俄國脫鉤，麥當勞關閉了在俄國的龐大業務，顯示「新冷戰」時代降臨。看來，吃什麼，怎麼吃，確實是一個政治問題。
瞿秋白大概不記得午餐肉的味道了，他的一生，成也「八七會議」，敗也「八七會議」。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被國民政府槍決前夕，他寫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多餘人的話》，哀歎說：「滑稽劇始終是完全落幕了。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麼留戀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於軀殼，也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旅居瑞士日內瓦的女詞人呂碧城，或許不同意這一說法。這位信奉佛教、虔心茹素的先鋒才女，偏偏認為竹筍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在瑞士的雪山上，她對中國的思念只剩下對竹筍的思念，在〈綠意〉一詞中詠歎：「春泥乍坼。記小鋤親荷，簾外尋采。市共朱櫻，嚼伴青蔬，鄉園雋味堪買。虛懷密籜層層褪，只玉版、禪心誰解。盡抽成、嫩筱新蓀，遮斷野溪荒靄。」
也是一九二七年，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的史迪威到山西考察，閻錫山請他吃飯。閻向來以節儉出名，北洋聞人張廷諤認為，閻在中原大戰中失敗，鄙吝是一大因素：「激戰時，各軍分配麵粉，閻錫山命傅作義軍的軍需官照平常一樣，把麵粉袋如數交還。」但閻錫山在款待外人時很要面子，以西餐隆重款待史：「晚餐時，閻坐在主座上，旁邊是他在牛津受過教育的秘書，餐桌的擺設都是西式的，有緞子桌布、銀器、石榴色水晶葡萄酒杯以及疊成玫瑰花、小鳥及塔形的餐巾。晚飯後僕人用長竹竿挑著罩在塗有彩畫的薄紗中的燈籠，陪著客人到月光下的花園。」
山東軍閥張宗昌在衙門宴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哈雷特·阿班時更講排場，「滿席價值連城的山珍海味，外交法國香檳和高級白蘭地，豐盛到罪惡的程度」。與此同時，山東正發生一場饑荒。
阿班筆下的盛宴，還有很多西方記者在中國不同地方享用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主持的最具公信力的報紙《大公報》，因報道河南大饑荒被重慶政府勒令停刊三天。重慶政府卻不能阻止西方記者的報道，《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白修德走訪了人吃人的人間地獄，哀歎「這個國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當他離開河南時，鄭州政府長官請他享用盛宴，他留下一份菜單：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此外還有炸春捲、熱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還有兩道湯、三個餡餅，餅上灑滿了白糖，「這是我平生吃過最精緻，最不忍吃的一桌菜」。這張菜單亦可看作是對腐敗無能的蔣介石政權的死刑判決書。
從蘇俄運來的午餐肉俘獲了一群中共黨員的心，他們又將「土豆加牛肉」的願景許諾給數億民眾。中國民眾受此一願景吸引跟隨共產黨，得到的卻是亙古未有的大饑荒。一九六一年，大多數中國人在饑荒中掙扎，始作俑者毛澤東卻享受御廚為之擬訂的西餐菜譜。毛並非只喜歡吃紅燒肉的土鱉，他更喜歡吃考究的西餐。其中，僅是異國風味的魚蝦就有若干种做法：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哩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
中共政權沒有因毛的驕奢淫逸而垮臺，也沒有因毛造成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而垮臺，毛將中國打造成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美麗新世界」——正如二零二二年，習近平以抗疫為名，將兩千五百萬上海人封閉在家中，任其自生自滅，而早已被馴化為奴的民眾只能默默等死，不知反抗為何物。一九二七年，中國人反共未能成功，註定此後百年不會有一天好日子過。
他們的愛與怕，能不能成為我們的經驗與希望？
一九二七年，民國已死，共和亦崩潰。國民黨與共產黨殊死搏鬥——國民黨方面：蔡元培這位讓人如坐春風的謙謙君子，為共黨之暴行怒髮衝冠，投出一張反共鐵票；白髮的吳稚暉赤膊上陣，喊出反共最強音；青年書生陶希聖迷途知返、反戈一擊。共產黨方面：文學評論家瞿秋白當上黨魁，如犬耕田，力不從心，死不瞑目；周恩來身穿軍裝，秀才造反，屢敗屢戰，死裡逃生，殺人如麻；特務頭子和工運領袖顧順章，將革命當成一場五光十色的魔術秀，走向一條不歸路。
作為軍人，他們全身心投入戰場，卻很少思考為何而戰：閻錫山周旋與南北左右之間，希望將山西治理成「模範省」，讓山西成為酵母，發酵大中國這團死麵；唐生智是北伐的導火線，將兩湖作為戰利品，企圖拉攏共產黨，與蔣介石爭鋒，卻才德皆不配位，兵敗如山倒；張發奎在戰場上如鋼如鐵，在政治上卻像棉花一樣柔軟，若干身為共產黨秘密黨員的部屬發動南昌暴動和廣州暴動，讓其一世威名付諸東流；夏斗寅的副手和參謀長萬耀煌推動了一場奇襲武漢政府的兵變，雖未攻入武漢城，卻為武漢政府敲響了喪鐘。
作為文人，他們多半明白「國家不幸詩家幸」的道理：民國第一詩人楊雲史對窮途末路的吳佩孚不離不棄，與失敗者同行，未嘗不是一種大勇；民國第一女詞人呂碧城在環球旅行的路上，將一路見聞熔鑄在古典詩詞中；自詡為歷史學界新宗師的顧頡剛南下追求「進步」，要融入「工人階級」，卻喪失了知識人獨立人格，歷史研究淪為政治之婢女；旅居北京的黃尊三從報上看到北伐軍勢如破竹，卻對新發於硎的南京政府毫無好感，如先知般預見到國民黨「國未治而黨先崩」之結局。
作為海歸，回到故國，他們或如魚得水，或格格不入：留法的李璜，以青年黨領袖和大學教授身份，在北京、上海和四川處處反共，在國共兩黨血腥纏鬥中，卻找不到第三黨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作為一名英國律師和「無根遊士」，不會華語的陳友仁成了戰狼外交部長，對帝國、殖民、租界皆恨之入骨，失敗後偏偏逃到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第一個女律師和女法官的鄭毓秀，遊走於玫瑰、槍與法典之間，後來成為並不受台灣人歡迎的第一任「台灣省主席」夫人，晚年寂寞地在美國去世。與今日中國數百萬海歸一樣，他們未能改變中國，卻被中國所改變。
作為商人，他們在一個商業大大受制於政治的時代裡，一度多財善賈，最終卻折翼墜地：張元濟在焚書時代印書，打造出民營企業的旗艦——商務印書館；穆藕初「商而優則仕」，由紡織大王成為南京政府財經高官，卻因抵制腐敗文化而出局；吳鼎昌以報紙打造「第四權」，造就輿論重鎮《大公報》，進而主政貴州，讓貧瘠之邊陲煥發生機；林獻堂為台灣的獨立和自由尋覓出路，踏遍五洲，殫精竭慮。
還有一些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檻外人」：二十二歲的前清遜帝愛新覺羅·溥儀，備受民國政府和民眾霸凌，與中國斷絕關係、重建滿洲帝國的理想日漸豐滿；釋太虛希望通過與蔣介石結交，在革命與殺戮的時代，為佛教留下一方淨土；《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哈雷特·阿班一路從廣州到上海再到北京，目睹了這場辛亥以來最大的變局，沐浴在「血的蒸氣」之中，但中國之於他，仍宛如一幅朦朦朧朧的水墨山水畫；日本政府駐南京武官、軍部「第一支那通」佐佐木到一，熱情支持黨軍北伐，卻沒有想到北伐帶來赤潮與新軍閥，使中日互為敵國，自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囚至死，他是中國的朋友，還是敵人？恐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我追尋他們的人生，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恩怨情仇。我向他們獻上贊美、愛慕、批評、譴責。我寫他們，也是在寫我自己。我寫歷史，也是在寫現實和未來，如喬治·歐威爾所說，「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真正的反共、反獨裁、反極權，乃是奪回書寫歷史的權利。
赤潮洶湧，凜冬將至
一九二七年的反共之役，表面上成功了，實際上卻失敗了。二十二年之後，中共捲土重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反共失敗，不是因為國民黨人不夠心狠手辣、沒有斬草除根，而是沒有明白這是一場觀念之戰、思想之戰、信仰之戰。靠殺人不能取得終局之戰的勝利，正如二十九歲的共產黨人夏明翰（一九二七年初，他服務於毛澤東主持的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全國農民協會秘書長，並兼任毛的秘書）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被國民黨捕殺前宣稱的那樣：「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他信奉的主義並不「真」，他卻以為是「真」的，並願意為之而死，而且確實有很多「後來人」。可見，要消滅共產黨，必須在觀念、思想和信仰上壓倒並摧毀它。
然而，蔣介石直到被共產黨趕到台灣之後都未明白這個道理，他用半吊子的極權主義無法擊敗中共升級版的極權主義。歷史學家高華指出：「以俄為師」這個思路是孫文定的，孫文對蘇聯革命的總結是，蘇聯最成功的經驗是建立了黨軍，這是一支由黨和黨的領袖完全控制的軍隊，而蔣介石在到蘇聯考察後也基本認同孫文的看法，就是以黨治國、以黨治軍——蔣介石以後雖然反共，但「以黨治國」的思路並沒有改變。國民黨以半吊子的蘇聯經驗對抗共產黨全套的蘇聯經驗，失敗的結局可想而知。孫文漏洞百出的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無法與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抗衡，看看今天在台灣仍聲稱信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淪為共產黨的隨附組織，道理不言自明。
只有奠基於喀爾文神學、清教秩序和英美保守主義的強大而整全的觀念、思想和信仰體系，才能對抗並打敗共產主義。然而，這個普世道理，不僅自稱虔誠的基督徒的蔣介石不明白，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不明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國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十週年之際，爭取印度獨立的國大黨總書記尼赫魯訪問這個遍布列寧塑像的國家，觀察到：「這裡沒有明顯的貧富懸殊，也難以覺察階級與種姓階級制度」，「與資產階級國家相比，蘇聯對工人、農民、婦女、孩童，甚至是犯人的待遇更好」。他看到蘇聯工業的奇跡，認為國有制比私有制好，國家計劃經濟比市場機制更有效率。他的蘇聯遊記以華茲華斯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論作為開頭：「活在此等黎明之中如此幸福，但擁有青春則是無限美好。」尼赫魯對蘇聯的迷戀超過此時正在莫斯科受訓的鄧小平。幸運的是，印度獨立之後沒有像中國那樣成為共產國家，這不是因為尼赫魯比蔣介石更聰明、更強大，而是因為印度被英國殖民百年，為印度留下自由與法治的制度和精神遺產。中國沒有像印度那樣整個成為英國殖民地（僅有香港和包括上海租界在內的少數幾處租界，不足以像閻錫山使用的「酵母」與「麵團」的比喻讓中國發酵，文明的孤島很快被野蠻暴政吞噬），不是中國的幸運，而是中國的悲劇。
一九二七年，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中國、土耳其等崩解後的東方帝國遊蕩，也在西方蠢蠢欲動，在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斷定不會有共產主義的美國如野草般生長。黃尊三在八月十一日記載：「報載美工黨二人處死刑。」旅行英國的林獻堂八月十一日記載：「新聞載，昨夜十一時有一萬之社會主義者在美國大使館前示威運動，美國有一社會主義者，七年前曾犯殺人罪逃亡，月前被拿，判決死刑，今朝將在美執行。美國社會主義運動要求死刑執行停止，故英國亦為響應，聞已決定延期十二日，未知此後作何處置。」兩人之記載在細節上有所出入，但所指的是同一件事。
比爾·布萊森在《那年夏天：美國一九二七》一書中詳細記載了此一事件：信奉無政府主義（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的意大利裔移民薩科和萬澤蒂因從事恐怖主義活動被捕受審。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經過五個小時審議，陪審團宣布兩人有罪，處以死刑，處決方式是電刑。為抗議這一判決，美國各地爆發各種抗議活動，包括多起炸彈襲擊，其中僅對摩根公司的一次炸彈襲擊就造成三十八人死亡和一百四十三人重傷，未來的總統約翰·肯尼迪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亦在現場，受了輕傷。兩人的死刑判決拖延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才執行。隨即，抗議活動席捲全球。許多示威活動演變成暴力衝突，德國有九人喪生；在倫敦海德公園，抗議者和警察發生衝突，有四十人受傷。在哈瓦那，美國大使館被炸。在寧靜如世外桃源的日內瓦，騷亂者襲擊國際聯盟大廈，砸破商鋪和酒店的窗戶，混亂中有人開槍，致使一名男子死亡。紐約市長沃克正在歐洲進行友好訪問，在柏林遭到暴力威脅。有好長一段時間，美國人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安寧可言。這不是單一事件，對兩名證據確鑿、身負多條人命的恐怖分子的同情以及由此引發的暴事件顯示，一種邪惡幽暗的意識形態已躍出潘多拉的盒子。多年後，九一一恐怖襲擊發生，紐約雙子塔倒下，世界各地有更多人為恐怖分子賓拉登叫好——最多叫好者的地方，除了伊斯蘭世界，就是共產中國。
一九二七年，因政治維安法遭到日本總督府拘捕的台灣詩人楊華，被關入台南刑務所。他在獄中寫下詩集〈黑潮集〉。其中，第一首詩寫道：「黑潮！掀起浪濤，顛簸氾濫，搖撼著宇宙。」他還寫道：「時想引黑潮之洪濤，環流全球！把人們利己的心洗滌得乾淨。唉！洪濤何日發漫流？唉！世人何日回頭？」事實上，氾濫的不是黑潮，而是赤潮。
在這年夏天的烈日之下，很少有人意識到，赤潮洶湧，凜冬已至。
＊作者為旅美作家，本文為《一九二七：反共之年》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