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說，人工智慧大廠科大訊飛（iFLYTEK）就開發出了能抄錄並翻譯維吾爾語音訊為中文的自動化工具，然後這些譯文就能被拿去分析有無「準犯罪性」或犯罪內容（Li and Cadell 2018）。電腦視覺分析業者商湯科技與其子公司深網視界科技（SenseNet）以合資的方式，用人臉監控科技追蹤維吾爾自治區超過250萬居民的行蹤與一舉一動（Cimpanau 2018）。做為其對手的電腦視覺業者曠視科技（Megvii）發展出了支援監控視訊分析的工具「鳥瞰」（“Niaokan”2017），至於另一家電腦視覺公司依圖科技則用一個叫「蜻蜓眼」的方案，搭配超過15億張臉的數據集自動化偵測維族的臉孔。
此外還有一家人工智慧國家隊海康威視數字技術（HikVision）公司，做為國企軍火供應商中國電科的市場導向子公司，獲得了「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價值近3億美元的合約來開發「平安城市」系統，為的是以「零空白」的方式監控從清真寺到再教育營內部（Rollet 2018），維族占多數的區域。
依上述業者的領導人表示在後911的世界中，用監控科技去對被認為有危險性的族群進行自動化的巡察，並不是中國科技業者獨有的作法。但由於從國家資本那兒收了錢，並隨著資金到位獲得了授權，新疆的各企業手握極大的空間可以實驗這些新科技而不用擔心法律上或來自民間的阻力。中國的反恐與網路資安法條規定，中國社群媒體與科技企業有義務提供治安機關完整的權限取用用戶數據，還有義務在內部設立共產黨委員會來監督公司。
如萊恩等人（2019）所揭示，科技公司設有黨委的比例是中國私部門中最高。再者， 中國經濟習於將公共服務以契約委外給私人公司，而這就產生了一種狀況是在科技業的市場結構中，大部分的獲利與企業成長都並不如祖博夫描述，亦即現行西方脈絡下來自於消費性產品與服務（2019），而是由國家推動來確保社會群體生產力的科技——政治項目。
雖說許多歐洲與北美的科技業者也有他們來自於二戰後軍工複合體的起源，但時空換到後冷戰的脈絡下，大部分歐美科技業現都已私有化，且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已經脫離了國家的全盤掌控（Masco 2014; Jefferson 2020）。這比較不是我們在中國看到的狀況。在中國，由國家管理的科技公司正益發被拿去服務國家權力。二○一六年，中國有大約520億美元的安防科技市場是圍繞著國家管理的項目建起，相比（非國家的）安防產品與警報系統的市場規模則分別只有320億美元與68億美元（Yi Ou Intelligence 20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