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行動的開端，還有其逼出的宗教虔信轉向，最早可以回推到二○○九年。那年夏天，維吾爾的大學生與高中生走上了烏魯木齊的街頭，訴求身為維吾爾裔中國人該有的公平正義。主要是在暴民煽動下，2名維吾爾移工被動了私刑，另外還有60名被送到華南工廠的維族工人負傷。
引發私刑的所謂性騷擾案件之所以升溫得這麼快，至今成謎。或許是維族勞工在工廠就職可以領到補貼之事讓漢族移工們感覺矮一截。或許在漢人這次訴諸暴力之前已經有其他涉及種族衝突的事件在鋪墊。按照據稱受到騷擾而觸發暴力事件的「漢族女孩」黃翠蓮所說，「我迷了路，進錯了宿舍，然後一看到房間裡的維吾爾年輕人就尖叫起來，我只是覺得他們好像不太友善，所以我轉身就跑。」她接著回想起其中一名維族年輕人是如何站起身來跺了腳，作勢要追她。
「我後來意識到他只是想捉弄我一下。」做為事件的回應，維吾爾高中與大學生以都會區的網咖為基地，使用臉書、人人網（renren.com；中國的大型社交網站）跟維吾爾語的博客（部落格）網站組織抗議，為的是替在華南被漢族同事私刑致死的維吾爾移工討個公道。暴民行兇的影片能看到群眾在訕笑聲中慫恿漢族工人殺死維族同事。為了要求國家針對這類私刑提供保護，維吾爾人一邊遊街，一邊揮舞著中國國旗，訴求政府回應他們維吾爾同志的死。
抗議者遭到了武裝警察的暴力壓制。數千名維族人也不甘示弱地翻倒了公交車，毆打路過的漢人。事情告一段落後，據報死亡的人數超過190名，當中超過3分之2是漢人。在後續的幾週中，數百名也許數千名維族青年遭到警方「消失」（“Enforced Disappearances”2019 ）。做為對事件的回應，維吾爾自治區被斷網了9個月以上。
時間久了，國家當局意識到維吾爾社群媒體的興起，固然是其組織社會生活的一把利器，但這些媒體也同樣可以為國家所用來當成控制的工具。於是在網路於二○一○年恢復後不久——但臉書、推特等境外社群媒體應用都已經消失無蹤——國家安全機關、研究機構與民間產業，聯手啟動了一系列計畫要打破維吾爾族的網路自治。
網路體制一個最棘手的面向，從國家當局或從他們所資助的科技業者角度觀之，在於中國新app微信的音訊與影像分享功能。由於微信能做到口說錄音，還能做到讓訊息中的影像快速上傳並流通在社群網路間，因此直到二○一四年之前，維吾爾人都把這種視覺社群空間當成一種半自治的公共領域，在當中討論伊斯蘭與政治話題——而這也讓國家當局憂心忡忡。做為對這種憂慮的回應，國家當局授權了一個反恐計畫，該計畫授予眾多私人公司一種嶄新的空間，讓他們在當中除了遂行預測性糾察工具的快速原型化，還可以針對各種生物辨識監控系統進行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