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行動的開端，還有其逼出的宗教虔信轉向，最早可以回推到二○○九年。那年夏天，維吾爾的大學生與高中生走上了烏魯木齊的街頭，訴求身為維吾爾裔中國人該有的公平正義。主要是在暴民煽動下，2名維吾爾移工被動了私刑，另外還有60名被送到華南工廠的維族工人負傷。
引發私刑的所謂性騷擾案件之所以升溫得這麼快，至今成謎。或許是維族勞工在工廠就職可以領到補貼之事讓漢族移工們感覺矮一截。或許在漢人這次訴諸暴力之前已經有其他涉及種族衝突的事件在鋪墊。按照據稱受到騷擾而觸發暴力事件的「漢族女孩」黃翠蓮所說，「我迷了路，進錯了宿舍，然後一看到房間裡的維吾爾年輕人就尖叫起來，我只是覺得他們好像不太友善，所以我轉身就跑。」她接著回想起其中一名維族年輕人是如何站起身來跺了腳，作勢要追她。
「我後來意識到他只是想捉弄我一下。」做為事件的回應，維吾爾高中與大學生以都會區的網咖為基地，使用臉書、人人網（renren.com；中國的大型社交網站）跟維吾爾語的博客（部落格）網站組織抗議，為的是替在華南被漢族同事私刑致死的維吾爾移工討個公道。暴民行兇的影片能看到群眾在訕笑聲中慫恿漢族工人殺死維族同事。為了要求國家針對這類私刑提供保護，維吾爾人一邊遊街，一邊揮舞著中國國旗，訴求政府回應他們維吾爾同志的死。
抗議者遭到了武裝警察的暴力壓制。數千名維族人也不甘示弱地翻倒了公交車，毆打路過的漢人。事情告一段落後，據報死亡的人數超過190名，當中超過3分之2是漢人。在後續的幾週中，數百名也許數千名維族青年遭到警方「消失」（“Enforced Disappearances”2019 ）。做為對事件的回應，維吾爾自治區被斷網了9個月以上。
時間久了，國家當局意識到維吾爾社群媒體的興起，固然是其組織社會生活的一把利器，但這些媒體也同樣可以為國家所用來當成控制的工具。於是在網路於二○一○年恢復後不久——但臉書、推特等境外社群媒體應用都已經消失無蹤——國家安全機關、研究機構與民間產業，聯手啟動了一系列計畫要打破維吾爾族的網路自治。
網路體制一個最棘手的面向，從國家當局或從他們所資助的科技業者角度觀之，在於中國新app微信的音訊與影像分享功能。由於微信能做到口說錄音，還能做到讓訊息中的影像快速上傳並流通在社群網路間，因此直到二○一四年之前，維吾爾人都把這種視覺社群空間當成一種半自治的公共領域，在當中討論伊斯蘭與政治話題——而這也讓國家當局憂心忡忡。做為對這種憂慮的回應，國家當局授權了一個反恐計畫，該計畫授予眾多私人公司一種嶄新的空間，讓他們在當中除了遂行預測性糾察工具的快速原型化，還可以針對各種生物辨識監控系統進行實驗。
比方說，人工智慧大廠科大訊飛（iFLYTEK）就開發出了能抄錄並翻譯維吾爾語音訊為中文的自動化工具，然後這些譯文就能被拿去分析有無「準犯罪性」或犯罪內容（Li and Cadell 2018）。電腦視覺分析業者商湯科技與其子公司深網視界科技（SenseNet）以合資的方式，用人臉監控科技追蹤維吾爾自治區超過250萬居民的行蹤與一舉一動（Cimpanau 2018）。做為其對手的電腦視覺業者曠視科技（Megvii）發展出了支援監控視訊分析的工具「鳥瞰」（“Niaokan”2017），至於另一家電腦視覺公司依圖科技則用一個叫「蜻蜓眼」的方案，搭配超過15億張臉的數據集自動化偵測維族的臉孔。
此外還有一家人工智慧國家隊海康威視數字技術（HikVision）公司，做為國企軍火供應商中國電科的市場導向子公司，獲得了「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價值近3億美元的合約來開發「平安城市」系統，為的是以「零空白」的方式監控從清真寺到再教育營內部（Rollet 2018），維族占多數的區域。
依上述業者的領導人表示在後911的世界中，用監控科技去對被認為有危險性的族群進行自動化的巡察，並不是中國科技業者獨有的作法。但由於從國家資本那兒收了錢，並隨著資金到位獲得了授權，新疆的各企業手握極大的空間可以實驗這些新科技而不用擔心法律上或來自民間的阻力。中國的反恐與網路資安法條規定，中國社群媒體與科技企業有義務提供治安機關完整的權限取用用戶數據，還有義務在內部設立共產黨委員會來監督公司。
如萊恩等人（2019）所揭示，科技公司設有黨委的比例是中國私部門中最高。再者， 中國經濟習於將公共服務以契約委外給私人公司，而這就產生了一種狀況是在科技業的市場結構中，大部分的獲利與企業成長都並不如祖博夫描述，亦即現行西方脈絡下來自於消費性產品與服務（2019），而是由國家推動來確保社會群體生產力的科技——政治項目。
雖說許多歐洲與北美的科技業者也有他們來自於二戰後軍工複合體的起源，但時空換到後冷戰的脈絡下，大部分歐美科技業現都已私有化，且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已經脫離了國家的全盤掌控（Masco 2014; Jefferson 2020）。這比較不是我們在中國看到的狀況。在中國，由國家管理的科技公司正益發被拿去服務國家權力。二○一六年，中國有大約520億美元的安防科技市場是圍繞著國家管理的項目建起，相比（非國家的）安防產品與警報系統的市場規模則分別只有320億美元與68億美元（Yi Ou Intelligence 2017） 。
如學者馬丁．貝拉賈（Martin Beraja） 、楊宇凡（David Y. Yang）與諾姆．余契特曼（Noam Yuchtman）在一項以私人科技應用於中國公共治安為題的大型研究中所示（2020），國家資本對於數據密集科技之投資是這些私人電腦視覺公司能成功之關鍵。這三名學者揭示了中國的公共治安系統，特別是在新疆的那些，創造出的數據量要遠大於封閉環境或民間環境中的類似系統。
這就是為什麼其人工智慧國家隊可以在人臉辨識科技的發展上超前歐洲與北美的同業。在他們的研究中，貝拉賈、楊宇凡還有余契特曼（2000）證明了一種因果效應的存在，亦即政府提供的數據能夠帶動商用新軟體的生產，而商用新軟體的生產又可以帶動這種市場結構的經濟效應。最終，他們揭示了中國科技產業是由用於監控項目的國家資本所形塑。
實際上，烏魯木齊與維吾爾原鄉的其他地方，都已經成為了中國科技——安防產業與其所支持的威權治國之道的一個實驗空間。在二○一六年與二○一七年，中國針對新疆注入了估計達72億美元的投資到資訊安全產業裡，來做為成長了9成多的公共安全支出之一部分。
那些年間，中國國家當局授予了估計達650億美元的資金給民間合約來興建基礎建設，外加1600億美元給在新疆自治區的各政府實體——總體增幅將近5成。這些營建支出的增幅有大部分集中在羈押設施與相關系統上。如中國重要科技期刊《雷鋒》在一篇二○一七年的報告中表示，「新疆目前的安防產業從市場商機的角度去看，可以說完全卡對了位子。」又如一名新疆維安系統業者立昂技術的發言人所言，世界上有6成以穆斯林為主體的國家是中國招牌國際開發計畫「一帶一路」的參與者，因此他們開發的新疆人口控制科技有著「無窮的市場潛力」。人民反恐戰爭提供了一個機會去實驗與開發電腦輔助維安與電腦視覺暨聲音辨識等技術。
＊作者戴倫．拜勒Darren Byler，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國際研究助理教授，是目前國際上頂尖研究的維吾爾族社會與中國監控體系專家。著有《新疆再教育營》（In the Camp）一書。本文選自作者新作《黑甲山的微光：中國恐怖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新疆，從科技監控、流放青年與釘子戶一窺維吾爾族的苦難與其反抗》（臉譜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