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司馬子魚的話來看，當時的宋國早就已經不用人祭祀了，而且已經重構了一套「古代」的仁義祭祀模式─在這種版本的敘事中，商人自然是不用人祭祀的。可以說，宋襄公兄弟二人的言行正是官方和暗黑兩種歷史共存的表現。
西元前五三二年，魯國也出現了使用人牲的現象。當時掌握魯國實權的貴族季平子帶兵討伐莒國後，把俘獲的俘虜獻祭給了「亳社」。莒屬於東夷部族，位於今山東省東南部的莒縣，在周人到來之前，魯國都城曲阜曾是商朝在東夷地區的據點，所以建有亳社。
《左傳．昭公十年》對此事記載是：「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其中的「始」字，說明在季平子之前，被分封到魯國的周人一直是用周人方式祭祀亳社，從未有過人祭行為；但到季平子時，卻忽然開始要用商人的方式祭祀。和宋襄公一樣，季平子也受到了當時人的詛咒。一位魯國貴族說：「周公之靈恐怕再也不會來享用魯國的祭祀了，因為周公只接受有道義的後代的祭品。」
西元前五三一年，楚靈王滅蔡國，用蔡國太子獻祭崗山之神，史書亦記下了楚國貴族申無宇對靈王的批評：「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這幾次人祭事件顯示，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動曾在官方層面有過局部復活。其中，宋為商人之後，楚是南蠻，其復興人祭或尚可理解，而魯國國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後人，復活人祭實在頗不尋常。從淵源上，當初周人禁絕人祭所採取的「只做不說」的方式，應該也有一定的責任（因為沒有形成確定的歷史結論），隨著歲月流逝，後人很可能對隱祕流傳的人祭歷史產生了誤讀。
當然，春秋的人祭回潮並未成為主流，可能有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戰國時期的社會重組和政治變革。由於列國兼併戰爭的威脅日漸增加，各國都進行了變法運動，廢除貴族制，實行君主集權和官僚制，國家的首要目的是富國強兵，在國際競爭中獲勝。而這需要官僚機器用理性、功利的方式管理社會，人祭自然屬於不可容忍和必須取締的行為。
戰國初期魏國西門豹治鄴的史事，呈現的就是新興官僚政治和民間傳統文化的碰撞。當時鄴縣還有「為河伯娶婦」的風俗，本質上是把少女奉獻給漳河水神的人祭行為。鄴縣在殷墟以北十五公里，所以這種風俗很可能是殷商宗教的殘餘。到西門豹時代，普通的鄴縣人已經不願為祭祀承擔如此高昂的代價，只是苦於無法對抗地方菁英「三老」和女巫聯手主導的民間權力結構。為此，時任鄴令的西門豹表面上遵循本地宗教理念，實際卻找藉口把女巫及其弟子和三老先後投入了漳河，從此，這裡再無人敢復興人祭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