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央政府和香港公民社會的對峙逐步升級，香港人的主張也越來越強烈，最後香港民族主義者越過了最後的紅線，拒絕認同「香港自古屬於中國」的想法，從干預日漸加深的中央政府手中奪回主動權。然而，就像本章討論的一樣，雖然北京認為香港民族主義是嚴重的挑釁，但這不代表這只是單純的挑釁。
強調語言、文化等區別的族裔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t thought）對於香港在中國統治下的命運有著非比尋常的影響，它既是政治啟蒙的產物，也不斷繼續啟蒙著更多人。在這之前，香港流傳著許多跟中國統治有關的神話，像是中國必定走向民主化、《基本法》可以維護香港獨特的制度、反對派可以捍衛民主價值、與中國經濟整合可以彼此互惠，還有殖民統治已經結束。這些神話有的是從外界聽來的，有的是香港人自己告訴自己的，但它們都被香港民族主義破解了。
這幾年來，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對立情緒不斷升溫，但香港人能夠冷靜地分析這些對立，並逐漸意識到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中國統治下繼續維持，也意識到自己和中國人屬於不同的民族，有權建立自己的國家。而在本章的最後一段，我打算從這個對立情緒與冷靜分析並存的模式，探討一個有別於香港民眾，卻又息息相關的族群：在二○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期間，民眾對香港警察屬於什麼族裔產生了不一樣的看法。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來到金鐘，看著抗議者聚集在立法會外，試圖阻止《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二讀，因為該草案會導致香港境內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押送到中國大陸。早上八點，夏愨道已經被示威者占領，氣氛開始不太對勁；正午過後，警方開始驅離群眾，此時我身邊的群眾已經多了好幾倍，占領了整個金鐘的馬路，甚至蔓延到中環。當然，我不只是看著，我也跟著人們拔腿狂奔，因為警察的驅離手段極其瘋狂。他們朝人群射出一波又一波的催淚彈，高舉警棍追打抗議者、人權觀察員和路旁圍觀的民眾，甚至舉槍朝手無寸鐵的平民開火，發射豆袋彈和橡膠彈。
隔天，我和一個朋友碰面，兩人都還因為昨天的催淚瓦斯連連咳嗽。我們回想著昨天既絕望又樂觀的神奇氛圍，絲毫想不到未來幾個月會發生些什麼。談話間，他問了一個出乎我意料的問題：「你覺得昨天那些追打我們、對我們射催淚彈的警察都是港警嗎？還是從中國越境過來的？」我吃了一驚。就算一國兩制到了二○一九年已經幾近崩壞，把中國警察派到香港來冒充香港警察鎮壓示威也是非常囂張的做法，所以我從來沒想過這種可能性。就算有人當面跟我提起這種可能性，我還是認為不太可能。
不過我可以理解朋友的感覺。比起把那天的警察當成香港人，想像他們是外地人要舒服多了。畢竟香港一直都有示威抗議的傳統，加上《基本法》保障了集會權，人們幾乎沒看過警察像六月十二日那樣對待示威群眾。雖然在二○一四年的占領中環後，香港的警民關係早已陷入低谷，警察的行為也愈發兇暴且政治化，還是不曾像六月十二日一樣毫無底線。 （相關報導： 曾志豪觀點：器官、毛毯都是國安問題─中港矛盾 ｜ 更多文章 ）
社會學家張彧暋指出，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及民意調查中心的問卷，在二○一九年的六月到十月間，民眾對香港警察的不信任已經從六．五％飆升到五十一．五％，反映出輿論風向的劇變。香港很明顯已經變了，但人們到底該怎麼理解這些改變？最簡單也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就是那天追打示威者的警察其實不是香港警察，不是那些跟民眾在同一座城市長大、發誓要保護這個共同體及法律的人；他們一定是在不同的體制、不同的社會文化下長大，才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處理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