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建立器官移植互助機制後，港人大量取消器官捐贈，以及「國泰空姐事件」背後更深層的是「中港矛盾」。而香港高官未能體察民意卻總是迎合北京的說法，只會讓這個現象更加惡化。
香港人不曾想過，有這麼一天，自己身體的器官，居然沒有自主權，自己和同事之間的嬉笑，會驚動特首和《人民日報》的招呼。最難以置信的是，器官和毛毯居然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即是有一天，國安公署執法人員上門拉人，理由可能是「你是否不懂說普通話以及不願意捐器官給大陸同胞使用？」
就像Uncle Roger（羅傑叔叔）所講，China is good country（中國是一個好國家），手機都在監聽，怪不得他們可以監聽到國泰空服人員在休息室的對話了。
兩宗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新聞，其實都有一個相同的本質在背後﹕中港矛盾。
器官捐贈中港互通，香港政府希望把香港和國家的器官捐贈庫互通有無，這表面看起來是醫療問題，但很快變成了政治問題。
因為香港人對內地的醫療體系超級不信任，特別是器官移植這一部份，以往聽聞太多「死囚身上取器官」、「器官買賣」，香港人對此很有戒心，擔憂自己的器官到底會落入什麼人手中？或者流入買賣市場？或者移入自己身體的器官，來源到底清白自願還是「被同意」？
這一切，都是很合理的懷疑。
但偏偏，香港政府覺得背後是反對派借故搞事的陰謀。
最早提出中港器官互通的，是醫衛局新貴盧寵茂，他在2022年的一次「內地心臟捐贈救活香港初生女童芷希」的事件後，馬上提出研究香港內地器官互通機制。
當時記者問到「香港醫療界對這個建議有保留」，他即時反問﹕「係邊個醫學界先？我唔希望用咗呢啲咁樣嘅聲音代表全香港嘅醫學界，我希望呢啲正面嘅聲音能夠更加出到來，去到支持呢樣嘢，幫到更加多香港市民。」大意是，他不希望有醫學界人批評這個中港互通方向。
這有點像當日《逃犯條例》修訂的時候，不少法律界人士都提出理性的疑問，結果換來政府的政治打壓，視反對聲音為「抹黑內地司法」、「唱衰內地法治環境」等。只不過今次是「法律」換成「醫療」罷了。
當政府將批評聲音視為「敵人」，那香港人當然也只能「自保」，於是有人提出，既然無力抗拒互通，那至少我本人不參加互通計劃可以了吧？於是有人提議取消器官捐贈的登記，不把自己的器官納入系統，也就不會送上大陸使用。結果由於大量人士取消器官捐贈，甚至出現未有登記仍然申請取消的例子，特首居然視為「不尋常」，大肆批評「個別人士肆意貶損兩地建立恆常器官移植互助機制的積極意義，實為蔑視兩地同胞血濃於水及過往各種無私捐獻互助，以至內地無私捐贈器官挽救本港病人生命案例的事實。」
用「血濃於水」和「大愛精神」的大帽子壓下來，更加深了整件事的「中港矛盾」。血濃於水，就不能不捐器官嗎？大愛精神，就不能「器官」自主，沒想到香港人已經不能決定誰是特首，現在連自己的心肝何去何從也不能掌握。 （相關報導： 羅永生專文：他們的故事，也就是我們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退一萬步，就算香港人真的不願意向內地捐贈器官，這最多是一個教育問題，為什麼會變成警察立案調查的方向呢？勉強無幸福，器官捐贈講究是「自願」，而不是情緒勒索，動輒便扣一頂「血濃於水」或國家安全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