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氏和新建立的宋國有聯姻關係。M110中的一件銅器有銘文「宋婦彝史」（宋婦觚，前掌大M110：2），說明這是史氏為從宋國娶來的夫人製作的器物：稱貴族女性為「婦」（商婦甗，《集成》八六七），和殷墟甲骨卜辭的習慣相同；按周人習慣，則應稱「宋子」。史氏薛國和宋國都出自商王族，這是商人族內婚傳統的表現。
進入西周後，商人的史氏薛國又存在了三代人，大約六七十年，然後就徹底消失了。在文獻和考古中，史氏薛國徹底消失後，當地土著的姒姓薛國卻重新出現，並存續到春秋晚期，且一直作為魯國的附庸，衷心歸化於周人文化圈。可能在西周前期的昭王或者穆王時，周朝幫助姒姓的土著薛國復國，而商人史氏則被周朝強制遷徙，或者逃亡到了更遙遠的東南方，從此永遠消失。
以上是殷商遺民在西周初年保留人殉的情況，總體特徵仍是減少，到西周中後期幾乎完全消失。
不過，和基於原始宗教向神奉獻的人祭與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種更為個人化的思維，富貴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帶到彼岸世界繼續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絕如縷，直到清代。只是稍為幸運的是，後世的人殉規模已經遠不如商代。
人祭記憶的暗流
周公執政時期不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為，同時還禁止在書面文獻中提及商人的這些風俗，結果，剷除人祭的記錄也和人祭行為一起消失了，只剩下了地層中那些無法銷毀的遺跡。
但是在文字記錄之外，人們還有口傳的歷史記憶，這是朝廷禁令難以銷毀的。可以合理推測，有關商代人祭行為的記憶仍會在周朝的民間和貴族中私下流傳，成為和官方意識形態很不同的暗黑歷史記憶。
到春秋中期，商朝滅亡四五百年後，周王室的權威已不復存在，各諸侯國的自主性空前增加，關於人祭的暗黑記憶也開始浮出地表，甚至變成個別諸侯國的官方行為。
西元前六四一年，志大才疏的宋國國君襄公試圖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命令邾國去攻打鄫國。這兩個小國均為東夷系，位於今魯南地區棗莊市附近。結果，邾國人俘虜了鄫國國君，並將其獻祭給了「次睢之社」，即次睢的土地之神。
有學者考證，次睢在今徐州市附近，離商朝後期的丘灣社祀遺址不遠。宋襄公這麼做的目的，是 要震懾東夷，使其臣服於宋國，《左傳．僖公十九年》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這裡的「用」，為殺祭之意，和殷商甲骨卜辭中大量的「用羌」「用俘」完全相同。這表明，在春秋列國中，關於商人獻祭的細節知識並未完全失傳。
但另一方面，宋襄公的行為在當時也屬離經叛道，他的兄長司馬子魚就說：「在古代，用牲畜祭祀都是不合理的，更何況用人？祭祀是為了求神保佑人，如果殺人獻給神，神會來吃嗎？搞人祭的國君會不得好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