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商代，周代考古帶給我們的新奇和震撼要少得多，它不再有毫無徵兆而突然崛起的巨大城市，也不再有龐大而用途不詳的倉儲設施，當然，更沒有了堆積大量屍骨的祭祀場。
曾經漫遊黃河南北的水牛、犀牛和亞洲象也迅速消失了，亞熱帶風情永遠地離開了華北。全新世大暖期的頂峰已過，地球正進入下一輪冰期的旅程。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諸神對世間的掌控，把他們奉送到距離塵世極為遙遠的彼岸世界。諸神遠行似乎也帶走了一切奇偉莫測，留給人間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殘留著種種傳說的巨大廢墟。不過，諸神及其神跡並未消失，只是它們不再返回東亞，而在此後的美洲大陸上，瑪雅和阿茲特克等文明將相繼繁榮，且伴隨著盛大的人祭儀式以及精美的圖畫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廟。
對西周遺址的考古，目前已經發掘的有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周原、豐鎬（宗周）和洛陽（成周），以及部分諸侯國的都城遺址。西周的考古成果主要是墓葬，宮殿建築和生活區遺跡則較少，這可能是因為後世在豐鎬和洛陽也多有城邑建造，比如漢武帝就曾下令在長安西郊開鑿昆明池，對西周基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
相對而言，西周遺址中保存較好的是周原，這裡有製作骨器和銅器的作坊遺址以及西周初期的夯土城牆，可以說，周原在整個西周朝都非常繁華，是周人和殷商遺民貴族聚居區。而當西周突然崩潰，逃難的貴族只好把家傳貴重青銅器埋入地下窖穴，結果，它們在地下一睡就是二千七百多年。
西周遺址也更符合後世人觀念裡的「正常」標準：人死之後，安靜地躺在屬於他（她）自己的或大或小的墓穴裡，有或多或少的隨葬品陪伴，但不再有為他（她）獻祭的大量屍骨。
更嚴謹一點說，後世人的這種「正常」觀念，正是周人開創的。
人殉遺蹤
周公主政時期，有著上千年傳統的人祭和人奠基習俗迅速地消失了，只有洛陽的「殷頑民」多頑抗了一兩代人的時間。
在周朝的控制範圍之外，人祭行為還有星星點點的存在，比如，有東夷血統的惡來的後人秦族，雖然被周朝幾度遷徙，但秦族首領仍一直頑固地保留著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的風習。
與狹義的人祭和人奠基相比，人殉風習更加頑固。西周初年，殷商遺民的人殉現象雖急劇減少，但還是不絕如縷。考古發現，多處西周初期墓葬少部分墓內，依然有殉人，大都伴有腰坑殉狗，銅器銘文也往往有商式族徽或天干名字，典型的商人習俗。所以，有學者認為這些墓葬屬於「殷遺民」。同期的周人墓葬則基本沒有殉人和腰坑殉狗，即使兩片墓區緊密相鄰，喪葬習俗也截然不同。
在西周朝，殷商遺民的人殉習俗是逐漸式微的，一直延續了近百年，但最後還是消亡了。而且，各地商人使用殉人的數量也有差別，一般而言，被拆分且和周人比鄰而居的商人聚落，人殉規模較小；商人大量聚居的地區（如宋國），以及未經過周朝征服的商人方國（如史氏薛國），規模則較大。
比如，晉南的天馬—曲村遺址（晉國都城）有一片西周初期中小型殷商遺民墓地，其中二十三座埋有殉狗，兩座各殉葬一人；河南新村（衛國）M17中型墓，有一名屈肢殉人，有殉狗，也屬於西周初期殷商遺民墓。
相比而言，在西周諸侯國遺址中，燕國都城琉璃河遺址（位於今北京房山）墓葬的殉人比例很高。一九七○年代，對琉璃河遺址的大規模考古發掘發現，這裡的西周早期墓葬分為周和商兩個區：周人墓葬在京廣鐵路以東的II墓區，共十六座，沒有殉人；殷商遺民墓葬在京廣鐵路以西的I墓區，共十八座，殉十二人，其中，五座各殉一人，三座各殉二人，一座車馬坑殉一人。經鑑定，這些殉人都是未成年人。到西周中後期，該墓區已經沒有殉人的現象。
雖說琉璃河墓葬的殉人數量比起殷商時代已經少了很多，但在已發現的西周諸侯國中還是比較高的，原因何在？這首先涉及本地原有的風俗習慣。琉璃河遺址有夯土城牆的殘留，牆基寬約十公尺（已被西周初期墓葬破壞），說明在召公家族被分封到燕國之前，本地已經存在規模較大的城邑和政權。雖然目前的考古尚未發現古城時期的聚落和墓葬，但根據稍早一些的北京昌平張營遺址，夏代後期和商代前期的張營居民中還流行著食人習俗，說明北京—燕國範圍曾經存在比較殘酷的文化形態，而且很可能和殷商文化之間有密切關係，只是我們還不清楚這種文化和商代後期乃至周初的歷史如何銜接，但它很可能延續到了新興的燕國。
周初的封國中，燕國最為僻遠，周王朝的影響力在這裡已經比較弱，所以當時人殉行為還比較突出，但大的趨勢仍是殷商遺民被周文化改造，所以並非殷商遺民墓區都會有殉人，琉璃河墓區的界限和鐵路也不完全重合。比如，一九八三年在鐵路東側發掘的一片墓區，共發現西周時期的墓一百二十一座，有大中小各級墓葬，還有殉多組車馬的坑，很多伴有殉狗，但都沒有殉人。該墓區可能屬於某些較早接受周人理念的商人族群，但因出土銅器的族徽不太統一，數量也不多，難以判斷這支商人的來歷。
在今陝西省寶雞市內的西周初期「弓魚」國墓地，已發掘出數座規格較高的大墓，其中三座有殉人，都是用一名侍妾隨葬男性墓主，侍妾還有自己的小棺槨和部分隨葬品：竹園溝的M3和M7都是只殉葬了一名侍妾；茹家莊的M1則殉人較多，不僅墓主和侍妾都有雙層棺槨，還發現殉葬者骨架七具，有四具裝在木匣（棺）中，此外，墓道口上層還有一具被肢解的青年女性屍骨。
該墓地的部分隨葬青銅器具有明顯的漢中特徵，說明「弓魚」家族應該出自漢中，可能是在周文王時期作為周人的同盟部族遷入關中的。從商代到西周前期，漢中一直有較強的獨立性，王朝很難掌控，再加上這種盟友身分，看來周族在一開始也是只好對它的人殉習俗持容忍態度。不過進入西周中期後，這裡的墓葬就不再有殉人習俗。
在關中盆地西北緣的甘肅靈台縣白草坡遺址，有一處西周初期的「潶伯」墓地，其中，M2填土中埋有殉人一名、殉狗二隻，隨葬青銅器有銘文「亞夫」，明顯是商式青銅器；M3亦有殉人一名、殉狗一隻。由此，這個「潶伯」可能是被周人冊封和遷徙到關中的殷商部族。而在關中盆地東北緣的陝西省涇陽縣高家堡，也有一處西周初期的「戈」氏貴族墓區，其中兩座墓內亦各有一名殉人，且「戈」氏族徽也曾在殷墟出現，說明他們也是被周人強制遷徙到關中的殷商遺民。
白草坡的潶伯墓區和高家堡的戈氏墓區的文化層堆積都不厚，也沒有發現成規模的城邑和居住區遺址，看來這裡原本比較荒涼，只是到了西周初期才有一些殷商貴族移民攜帶著祖傳青銅器突然遷來，甚至還有一些部族成員和奴婢，但家境已經遠不如商朝時期。特別是戈氏族墓地，隨葬的都是最必要且使用過的青銅器，缺少玉器等奢侈品，成套器物還被分別葬入了不同的墳墓，顯然已屬家道中落，只是又要努力維持著體面而已。潶伯和戈氏墓區的存在時間不長，可能後來他們又遷走了，原有的人殉風俗也就在顛沛中和周人的壓力下逐漸失傳。
在各諸侯國中，作為商朝嫡傳後裔的宋國比較特殊。
在宋國都城商丘以南數十公里的鹿邑縣太清宮鎮，有一座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隨葬銅器銘文有「長子口」字樣，墓主是一名六十歲左右男性，棺木下方有腰坑，內殉一狗一人，殉人是一名四十多歲的男性；此外，南墓道殺祭一人，墓室內南部殉八人，東、西二層台和東、西棺槨之間各殉一人，能辨認性別的有二男四女，都是青壯年。殷墟中期花園莊東M54 的墓主是「亞長」，這位「長子口」可能就是他的後裔。該墓人殉規模較大，不過，宋國的殉人墓迄今還只發現這一座。
作為商人的方國遺存，今山東滕州的前掌大遺址比較典型。它屬於殷商末期剛出現的商人「史」氏的薛國，延續至西周前期。前掌大共發現殉人墓九座，殉人車馬坑五座，共殉二十八人。這些殉人墓和車馬坑，少數屬於商代末期，多數屬於西周前期。從各種跡象看，西周王朝建立之初，並未能把統治延伸到史氏薛國，這裡的商人也沒有主動挑戰周王朝，所以他們的生活方式又延續了數十年。
史氏和新建立的宋國有聯姻關係。M110中的一件銅器有銘文「宋婦彝史」（宋婦觚，前掌大M110：2），說明這是史氏為從宋國娶來的夫人製作的器物：稱貴族女性為「婦」（商婦甗，《集成》八六七），和殷墟甲骨卜辭的習慣相同；按周人習慣，則應稱「宋子」。史氏薛國和宋國都出自商王族，這是商人族內婚傳統的表現。
進入西周後，商人的史氏薛國又存在了三代人，大約六七十年，然後就徹底消失了。在文獻和考古中，史氏薛國徹底消失後，當地土著的姒姓薛國卻重新出現，並存續到春秋晚期，且一直作為魯國的附庸，衷心歸化於周人文化圈。可能在西周前期的昭王或者穆王時，周朝幫助姒姓的土著薛國復國，而商人史氏則被周朝強制遷徙，或者逃亡到了更遙遠的東南方，從此永遠消失。
以上是殷商遺民在西周初年保留人殉的情況，總體特徵仍是減少，到西周中後期幾乎完全消失。
不過，和基於原始宗教向神奉獻的人祭與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種更為個人化的思維，富貴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帶到彼岸世界繼續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絕如縷，直到清代。只是稍為幸運的是，後世的人殉規模已經遠不如商代。
人祭記憶的暗流
周公執政時期不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為，同時還禁止在書面文獻中提及商人的這些風俗，結果，剷除人祭的記錄也和人祭行為一起消失了，只剩下了地層中那些無法銷毀的遺跡。
但是在文字記錄之外，人們還有口傳的歷史記憶，這是朝廷禁令難以銷毀的。可以合理推測，有關商代人祭行為的記憶仍會在周朝的民間和貴族中私下流傳，成為和官方意識形態很不同的暗黑歷史記憶。
到春秋中期，商朝滅亡四五百年後，周王室的權威已不復存在，各諸侯國的自主性空前增加，關於人祭的暗黑記憶也開始浮出地表，甚至變成個別諸侯國的官方行為。
西元前六四一年，志大才疏的宋國國君襄公試圖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命令邾國去攻打鄫國。這兩個小國均為東夷系，位於今魯南地區棗莊市附近。結果，邾國人俘虜了鄫國國君，並將其獻祭給了「次睢之社」，即次睢的土地之神。
有學者考證，次睢在今徐州市附近，離商朝後期的丘灣社祀遺址不遠。宋襄公這麼做的目的，是 要震懾東夷，使其臣服於宋國，《左傳．僖公十九年》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這裡的「用」，為殺祭之意，和殷商甲骨卜辭中大量的「用羌」「用俘」完全相同。這表明，在春秋列國中，關於商人獻祭的細節知識並未完全失傳。
但另一方面，宋襄公的行為在當時也屬離經叛道，他的兄長司馬子魚就說：「在古代，用牲畜祭祀都是不合理的，更何況用人？祭祀是為了求神保佑人，如果殺人獻給神，神會來吃嗎？搞人祭的國君會不得好死的。」
從司馬子魚的話來看，當時的宋國早就已經不用人祭祀了，而且已經重構了一套「古代」的仁義祭祀模式─在這種版本的敘事中，商人自然是不用人祭祀的。可以說，宋襄公兄弟二人的言行正是官方和暗黑兩種歷史共存的表現。
西元前五三二年，魯國也出現了使用人牲的現象。當時掌握魯國實權的貴族季平子帶兵討伐莒國後，把俘獲的俘虜獻祭給了「亳社」。莒屬於東夷部族，位於今山東省東南部的莒縣，在周人到來之前，魯國都城曲阜曾是商朝在東夷地區的據點，所以建有亳社。
《左傳．昭公十年》對此事記載是：「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其中的「始」字，說明在季平子之前，被分封到魯國的周人一直是用周人方式祭祀亳社，從未有過人祭行為；但到季平子時，卻忽然開始要用商人的方式祭祀。和宋襄公一樣，季平子也受到了當時人的詛咒。一位魯國貴族說：「周公之靈恐怕再也不會來享用魯國的祭祀了，因為周公只接受有道義的後代的祭品。」
西元前五三一年，楚靈王滅蔡國，用蔡國太子獻祭崗山之神，史書亦記下了楚國貴族申無宇對靈王的批評：「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這幾次人祭事件顯示，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動曾在官方層面有過局部復活。其中，宋為商人之後，楚是南蠻，其復興人祭或尚可理解，而魯國國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後人，復活人祭實在頗不尋常。從淵源上，當初周人禁絕人祭所採取的「只做不說」的方式，應該也有一定的責任（因為沒有形成確定的歷史結論），隨著歲月流逝，後人很可能對隱祕流傳的人祭歷史產生了誤讀。
當然，春秋的人祭回潮並未成為主流，可能有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戰國時期的社會重組和政治變革。由於列國兼併戰爭的威脅日漸增加，各國都進行了變法運動，廢除貴族制，實行君主集權和官僚制，國家的首要目的是富國強兵，在國際競爭中獲勝。而這需要官僚機器用理性、功利的方式管理社會，人祭自然屬於不可容忍和必須取締的行為。
戰國初期魏國西門豹治鄴的史事，呈現的就是新興官僚政治和民間傳統文化的碰撞。當時鄴縣還有「為河伯娶婦」的風俗，本質上是把少女奉獻給漳河水神的人祭行為。鄴縣在殷墟以北十五公里，所以這種風俗很可能是殷商宗教的殘餘。到西門豹時代，普通的鄴縣人已經不願為祭祀承擔如此高昂的代價，只是苦於無法對抗地方菁英「三老」和女巫聯手主導的民間權力結構。為此，時任鄴令的西門豹表面上遵循本地宗教理念，實際卻找藉口把女巫及其弟子和三老先後投入了漳河，從此，這裡再無人敢復興人祭宗教。
其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逐漸興起，開始提倡仁政和愛人。當時還有製作陶人俑隨葬和埋入祭祀坑的習俗，結果遭到孔子詛咒：「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對此的解釋是，孔子討厭這種模擬用人殉葬的行為，「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和多數人不同，孔子的職業是整理上古史的學者，他很可能是在晚年破解了商周之際的一些隱祕往事，擔心用陶俑隨葬會喚起人們對人祭時代的記憶。
就這樣，伴隨著商朝的滅亡，人祭宗教亦逐漸消失。不過，商文明並非只有人祭宗教，還有一些其他的特質，比如，創造漢字和基於漢文數字的運算體系，完善夏人的青銅技術，引進西來的家馬和馬拉戰車，都對後來的中國有著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外，商人還探索了古中國的諸多地域，甚至研究過人骨的各種利用方式，但隨著商朝覆亡，這種探索精神和技術狂熱也消失了，或者淪為被上層社會漠視的末流小技，在其後的三千年裡一直未能復興。即便作為商王室傳人的宋國，也未能保留這些特質。
商文明很複雜，有著殘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諸多層面，以及那些我們已經無法認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們就已經被徹底忘卻。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曾供職於新疆大學，現為自由學者，從事中國古代歷史、邊疆民族問題研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