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武漢的第三勢力運動發展的最為完善，除了有鄒平凡的和平建國軍第14軍之外，還有日軍精銳部隊第11軍的部份軍官，甚至於李先念指揮的新4軍第5師響應。而且除了和平建國軍、日軍以及共軍之外，鄒平凡的運動還有一個大腦在指揮，那就是汪精衛政權的宣傳部次長胡蘭成。胡蘭成在他的日本秘書池田篤紀鼓動下，決定與中共合作推動武漢獨立運動來抵制中央的接收。
所幸時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選擇全力配合盟軍，出面壓制了不服輸的日本官兵的輕舉妄動。同時兼任南京國民政府陸軍部長、湖北省省長及武漢綏靖公署主任的葉蓬將軍也明確表態反對所謂的武漢獨立運動，使劉啟雄、鄒平凡、胡蘭成、池田篤紀以及李先念的野心胎死腹中。不過劉啟雄與鄒平凡都沒有在戰後得到應有的制裁，反倒是壓制他們的葉蓬被處以了死刑。
筆者迄今無法查到劉啟雄的下落，但有來自大陸網友的說法，他疑似在1949年投效了中國共產黨，而且還因為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有功」的原因享有離休待遇。希望對劉啟雄下落有真正的瞭解與掌握者，能有機會和筆者聯絡，揭開筆者心中的這段秘密。至少讓我知道劉啟雄到底為中共立下了甚麼樣的功勞，才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善終。
至於想要推動武漢獨立的鄒平凡，在戰後重新回歸了國軍體系，不過腦袋靈光的他還是成功的在1949年大陸淪陷之際經由香港逃亡日本，並在那裡一直待到去世為止。從整體來看，那些在二戰時投效汪政權的黃埔軍校生，無論是留在大陸、跟隨政府遷台還是流亡海外，似乎逃過制裁的還是普遍居多，仿佛投效親日政權這件事情對於黃埔軍校的學生而言絲毫稱不上是罪過一件。
遭處極刑者少之又少
與大家想的不一樣，其實投效汪政權的黃埔軍校生多數沒有被處死，真的因為當和平建國軍而被蔣中正奪去性命的黃埔系將領，恐怕只有擔任過黃埔軍校教官及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2師黨代表的繆斌而已。其餘參加和平建國軍的黃埔系軍人，不是投效了共產黨就是回歸中央政府。當然回歸中央政府的和平建國軍黃埔系軍人，並非人人都如陳孝強那般幸運。
有些人後來為共軍俘虜，只能接受一段時間的政治改造後，擔任政協委員或者替中共編寫文史資料。等到改革開放，他們又為北京的黃埔軍校同學會啟用，專門統戰逃亡台灣或者旅居海外的同學。還有一些人，則在大陸淪陷後輾轉到香港和日本生活，比起那些戰後繼續為中央政府效力的前和平建國軍黃埔系軍人而言算是有善終的。
還有一些和平建國軍的將領，比如黃埔第1期畢業的兩淮稅警總團團長陳泰運，同樣因為在戰爭末期積極與新4軍作戰的原因逃脫了制裁，重新為蔣委員長啟用。可是啟用不代表重用，陳泰運將軍當和平建國軍的經歷讓他在中央軍中抬不起頭來，於是選擇在1949年「起義」投效了共產黨，還一度得到了解放軍的禮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