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爾諾在報告中記錄了十九世紀末以來法律學者和政治家描述無國籍的迥異方式，試圖區辨對於無國籍的道德地位是否有新的規範共識。他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關無國籍的意義和結果的辯論史，思考國際法委員會應該如何評估這個現象。柯爾諾的研究再次顯現當初決定將無國籍和難民問題分開時顯示的模糊性。他的報告中包括許多有關無國籍者意味著什麼，以及無國籍代表著什麼樣的剝奪的辯論。他指出，沒有國籍有時候被證明是邪惡的根源，有時候是通往公民身分的過渡類別，或者是個人從國家解放出來的的自由起源。無國籍究竟應該被視為「一種邪惡」，或是保有兩面特質的奇怪異常——有時候是詛咒，有時候又是個人自由的起源——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柯爾諾個人也經歷過無國籍的雙重特性。他在代表聯合國的多趟旅程中將自己的國籍列為「無國籍」，並帶著身分和國籍宣誓書（而不是護照）踏上旅程。因此，一旦無國籍現象的分析轉向道德判斷的領域，柯爾諾對無國籍——無論它是否應該視為一種明確的「邪惡」——的描述，就是它從根本上便顯得模棱兩可。
維斯不同意從經驗或受害的觀點來評估無國籍的意義，他認為無國籍就代表國際法律秩序的一個內在問題。維斯與柯爾諾不同，他堅持沒有國籍就代表一種根本的剝奪，因為「沒有正式的法律身分」就會讓無國籍者被排除在國際法的秩序之外。維斯希望各國同意無國籍者的「國際國籍」，他還主張《無國籍公約》應該為國際難民組織賦予更多職權，以替難民和無國籍者提供領事服務。類似的還有國際法學者喬治‧塞勒對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如何考量無國籍的問題展開反思，他認為無國籍的非難民處於「最為殘酷的」的處境，因為那表示個人與國際法秩序沒有直接連結，這將導致「他被所有社交的福音拒於門外」。他認為解決方案是確保對象與國際法的直接相關，由國際法賦予相當於國籍或國際公民的身分。
從負責起草無國籍公約的主要法律專家之間的通信，可以看出無國籍對於世界主義律師的符碼意義已經降低了。勞特帕赫特告誡他在劍橋的學生維斯「不要陷入」與各國的地盤之爭，尤其在有關國際難民組織對難民領事服務的管轄權方面。他建議維斯，「要願意承認國家辦事處可以將許多準領事的職能做得和國際辦事處一樣好」。勞特帕赫特是他這一代人當中最重要的國際法學者，他被邀請對無國籍公約提出更整體性的建議。在此脈絡下，他認為，就如同一些律師一直要求的那樣，提出一個更激進版本的公約並不適當，因為它會使國家「背負」大量無國籍者，讓國家有義務賦予他們國籍，甚至還要預先採取一些更實際的措施、預防未來出現無國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