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鄧小平曾經堅稱，「台灣問題歸根結底是美國問題，沒有美國干涉中國内政就不會有台灣問題」。換句話說，鄧小平認定美國掌握著解決台海兩岸關係的關鍵。不論是否同意鄧的看法，重要的是，他的觀點代表（且將繼續代表）中國官方對於台灣問題的解讀。因此，台灣民眾有責任去了解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要了解，中國在鄧小平去世後持續崛起，華府作何反應。
中國的崛起，引發人們關注强國之間權力平衡的重大轉變，從而導致國際關係學者（主要是美國人），就此一重大轉變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影響，展開辯論。中國正在趕上美國，這個看法引來一些人警告說，要防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發生。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是艾利森（Graham Allison）推廣的，其起源來自大約2,500年前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當時的將軍暨歷史學者修昔底德追查這場衝突的起因， 認為是雅典的崛起，導致斯巴達的恐懼所致。這些城邦政體的權力轉移所釋出的競爭動力，導致了古希臘世界的毀滅。艾利森指稱，新興之國趕上既有强國時，在16次衝突事件中，有12次爆發了戰爭。由於中美兩國隔著太平洋，沒有直接的領土爭奪問題，最有可能讓這兩國捲入武裝衝突的就是台灣問題。
艾利森的證據和論點值得懷疑。例如，雅典（新興之國）是個海軍強國、商業國，按照當時的標準，它是民主政體；而斯巴達（按理説是既有强國）則以其步兵、尚武精神、簡樸生活方式和由寡頭統治而聞名。難道有人認為這些特徵分別適用於當代中國和美國嗎？況且，强盛之國對於較弱國發動戰爭的例子很多，例如英國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美國對西班牙發動美西戰爭。因此，戰爭往往是由於多種因素交互作用所致，可以在沒有權力轉移的情況下爆發。而且，強國有多次對弱國發動戰爭。艾利森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演繹，是依賴單一因果的解釋（即兩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因而忽略了促成戰爭發生的其他因素，包括：領導人的個性、國內政治、與他國的聯盟關係。艾利森的觀點很危險，因為如果領導人認同他的解讀，就冒著預言自我實現的風險，以他們的行動升高了戰爭的可能性，儘管歷史證據並不支持這種單一因果的解釋。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修昔底德陷阱呼應了權力轉移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新興的强國實力接近（或超越）存在已久的强國，戰爭很可能會發生。權力轉移理論還規定，新興國家必須有一個危害和平的「修正主義」意圖。修正主義是指一個國家試圖挑戰和改變既有的國際秩序。新興國家明顯地對國際秩序不滿, 因為在決定處理國際關係「遊戲規則」的時候，新興國家沒有發言權。對照之下，現有的霸權國家及其盟友據稱是致力於「維持現狀」, 因為它們應該「滿意」現存的國際秩序。權力轉移理論聚焦於全球兩個最強國之間的關係，並認為兩大强國必然會為了應該由誰來決定「國際秩序」而爭戰。重要的是，權力轉移理論聲稱，在所有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只有美國在超越英國時是唯一感到滿足的國家，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發生戰爭。
從這個論點我們可以看出 , 學者往往有偏見 , 通常依循時事或最新趨勢而論述。重要的是，正在改變中的學術議題和論述，可能反映出更深層次的理論的改變。長期以來， 權力平衡理論家一直主導著國際關係學術界。他們聲稱，當各國擁有大致相同的力量時，和平與穩定的前景就會增強。形形色色的現實主義者儘管有其他差異，但他們一致認為，當國家以為自己的侵略行為不會受到懲罰時，都會受到同樣的擴張意圖的驅使。按照這種觀點，若要遏制國家進行侵略的衝動，最有效的方法是威脅要報復。他們認為，權力（power）的最佳解毒劑是反制權力（counterpower）：因此對國家來説，採取權力平衡政策的處方，藉此將權力加以平衡，這是最有利於國際和平或穩定的主張。
中國的崛起，已促成一些問題與假設的轉變，而在此以前，這些問題與假設向來主導著美國對於國際關係的論述與研究（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崛起導致了這種轉變，因為權力轉移理論和修昔底德的說法，在這一發展之前就已出現）。這種現象已使一個反對傳統看法的另類觀點流行起來 。正如剛才提到，傳統看法是各國應該追求並歡迎權力平衡——從而暗示中國的崛起和隨之而來的中美實力差距的縮小，應該是適切的發展，因為這顯示中美勢力達到更大的平衡（儘管這種平衡對美國不利），因此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前景，更加光明。相較之下，修昔底德陷阱與權力轉移理論，顛覆了這一傳統共識，認為權力平衡會危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關係學術研究上最基本的一個原則，而且很少人去問為什麼這個原則如此脆弱。權力平衡的公理，通常以類似法律的陳述呈現（既是經驗的概括歸納，也做為政策處方），按理説是從好幾世紀以來，國家之間互動的證據中得出的，怎麼會如此輕易就被中國崛起之類的時事所顛覆？
事實上，美國在自身確立西半球地區霸權後，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它推行均勢政策，從1900年代初開始總是將支持轉向中國和日本之間較弱的一方，以防止其中較強一方在東亞地區稱霸。它還實行平衡政策，支持其他歐洲國家對抗德國和蘇聯稱霸歐洲大陸的野心。為了這個目標，美國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今天，美國繼續這一政策，試圖在中東平衡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並不太完美地平衡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的力量。同樣，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國支持當時在經濟上更封閉、政治上更專制的中國抵抗更強大的蘇聯。在更早的時代，英國也對法國或普魯士/德國實行平衡政策，始終支持其中較弱的國家以保持歐洲大陸的力量均衡。這些政策與該國是否尊重人權或採納民主原則根本無關。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許多現實主義者認定，所有國家都有相同的本能，會自我保護和伺機侵略它國。他們還認為，我們永遠無法確定國家的意圖，因為其意圖總是在變化。因此，他們得出結論：各國皆應提高警覺，防範外來的掠奪。然而，近期有個相反的觀點占了上風：有些國家現在應該是滿足的、滿意的或「維持現狀」國家，而其他國家則是不滿足的、不滿意的或「修正主義」的國家。中國的崛起推動並突顯了在美國的這個普遍觀點，使國際關係的論述遠離「所有國家都很相似」的立場（由於它們都受到必須在無政府世界中運作的結構性影響）。雖然這一重大轉變推翻了傳統現實主義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假設，但是並未引起太多注意或爭論，這一點再次顯示，國際關係分析家也不能免於要依據不斷變化的政治風潮和時尚（尤其是國家之間不斷變化的官方關係），進行調整和應對 , 尤其是根據官方政策來修改他們的分析和觀點。
因此，國際權力的轉移，對於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研究實務中的問題的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改變了他們提出的問題、採用的假設，甚至是得出的結論。大部分的這種轉變都有一種傾向，即分析家事後才調整其解釋與説法，使之符合歷史的迂迴轉折和官方政府的立場（在這方面主要是美國政府）。這也表現出一種自我强化偏見的傾向。
我們以權力轉移理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解釋為例，它將這場衝突描述為，德意志帝國對英國的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戰，以及對既有的國際秩序的攻擊。這個描述有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德意志帝國是否在1914年達到和英國勢均力敵（甚至超越英國）的水準。德國的陸軍比英國的強大，人口也比英國眾多, 但每人平均所得仍落後於英國，海軍的力量也不如英國。德國人口的相對規模取決於相關的核算單位（相較於大英帝國，德國的人口較少，這不是無關緊要的考慮因素，因為加拿大人、澳洲人和印度人都站在英國那一方作戰）。因此，德國和英國之間是否曾有權力轉移，取決於分析家採用的具體指標或核算單位。
其他重要問題尚無解答。如果當年德國正在超越英國，柏林為什麼要發動戰爭，而非等待持續進行的趨勢來確保其主導地位，無需冒風險和承擔戰爭成本？而且 ，如果德國已經比英國強大，為什麼它會輸掉這場戰爭？合理的看法是，在一些重要方面，德國畢竟沒有超越英國，甚至沒有能力趕上英國 。而且德國的聯盟比反抗德國的聯盟衰弱。承認了這一點，轉而會質疑適當的分析單位是否應該是聯盟，而非單一國家，而且萬一中國面臨和美國及其盟邦的對抗，中國能夠指望哪些國家成為其盟友。
這個討論引來另一個挑戰權力轉移理論的問題。如果1914年的德國和今日的中國是崛起中的强國，為什麼這些國家會成為急於發動戰爭的修正主義國家？難道它們不應該支持那允許（甚至協助）它們地位上升的國際秩序嗎？如果改變了既有秩序，這些國家的損失更大。相較之下，正在衰落的老牌國家更有理由改變這一秩序，以阻止或扭轉自己的衰落。由於它們正在衰頽，其捍衛現有秩序的動機也應該會減少，因為它們現在在這個秩序中的利害得失較小了。唐納德．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的單方面强硬態度，就支持了這一觀點。
重點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不是因為德國想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而是因為德國主政者無法說服英國主政者不要參戰。同樣的道理，萬一中美之間發生衝突，例如由於台灣地位問題，那將是因為北京無法說服華府不要干預其內戰，而非因為它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新霸主。訴諸武力將是北京的最後手段，不是首要選項。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最遲到1880年代，美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越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一事實很重要，因為權力轉移理論明定，兩個最頂級國家之間的敵對競爭，是系統性戰爭的起因——然而，德國從未達到和美國勢均力敵的地步。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將美國從世局的畫面中移除，那麼權力轉移理論對兩次世界大戰的解釋，才有可能站得住脚。該理論只能透過這種花招（亦即把美國排除在其分析範圍之外），才能夠將這兩次衝突呈現為英、德競爭的結果。
權力轉移理論這種對歷史的選擇性使用，由於摒棄了一個無可爭議的權力轉移案例：美國超越了英國，卻未如該理論所預測的那樣導致戰爭。很諷刺的是，權力轉移理論排除了現代歷史上這個唯一的（和平）權力轉移實例，卻執著於中美之間可能發生的權力轉移，將會帶來戰爭的危險。宣揚這類聳人聽聞之語的人有什麼動機？其實在未來數十年內，中國能否超越美國 , 這一點還無法確定，甚至很可能不會發生。
聲稱中國已經趕上（甚至超越）美國的說法過於誇張，而且為時太早。誠然，中國人口較多，而且在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經濟規模可能大於美國。但中國向來擁有全球最多的人口，在1820年代其經濟體也是全球最大的；這些特點並未使它免於「百年國恥」（“century of humiliation”）。關於中美之間即將發生權力轉移的議論，並未認識到美國擁有的持久資產和實力。中國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强國，還需要長久時間。中美權力轉移的相關論述顯示，國際關係文獻中這個問題的轉變，所反映的渲染炒作，多於事實。這種誇張的論調，加劇了美國人的不安全感及反華情緒。它把中國稱為美國的剋星勁敵，並把龐大的軍費支出合理化，因為來自以前的敵人：如蘇聯、邪惡軸心國（Axis of Evil）和基地組織（Al Qaeda）的表面威脅已經消退（儘管俄羅斯-烏克蘭戰爭重新燃起對俄羅斯的敵意，而且北韓和伊朗的核武器計畫繼續發揮同樣作用）。以上言論當然不否認中國近數十年來國力已大為增强（相對而言）， 但這和權力轉移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說法是截然不同的。
再來看權力轉移理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解釋，它認為「走修正主義路線的」德國，應該為這場大戰負責。就挑戰1900年代初期盛行的規範、規則和制度而言，為什麼德意志帝國是採取「修正主義」，這一點尚不清楚。誠然，德國建立了海軍並懷有帝國野心。但英國、法國、俄羅斯，甚至美國不是也都這樣做嗎？權力轉移理論家對這個虛擬的問題沉默以對：如果當年德意志帝國獲勝了，「國際秩序」將會如何改變？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問及第二次大戰的日本帝國。日本謀求外國殖民地、進行侵略，並打算建立一個專有的區域勢力範圍。但英國、法國和美國不是也追求類似的政策嗎？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的確，美國單方面宣布其門羅主義，將歐洲的影響力排除在西半球之外，並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多次進行軍事干預，兼併夏威夷，關島和波多黎各，謀求日本和中國「門戶開放」，並派遣遠征軍（如同日本和歐洲國家）在中國作戰和駐軍。儘管人們可以公開譴責德意志帝國和日本帝國的政策，但是這兩個帝國是按照當時通行的國際關係規則在行事。事實上，相較於美國從墨西哥奪取的領土，德意志帝國所兼併的領土顯得微不足道；美國占領的領土包括今日部分或全部的亞利桑納州、加利福尼亞州、科羅拉多州、內華達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和懷俄明州。美國盛行的論述和解釋，透露了事後建立的結構和規範性偏見。「修正主義」這個概念經常被用作帶有貶義的代號，表示個人不贊成另一國的政策，或者表示另一國在和「我們」作鬥爭。美國聲稱中國力圖消除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並威脅要在該地區使用暴力，這些卻是美國自己崛起時的行為。
如果我們所謂的修正主義，是指規範的倡導者（norm entrepreneurs）為改變現有遊戲規則所做的努力，那麼美國肯定有努力引進「危害和平與人類的罪行」（crime against peace and crime against humanity） 之類的原則（如第二次大戰後在紐倫堡、東京等地的追究戰爭罪責）；近些年，「保護之責」（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 , 和核武不擴散（nuclear nonproliferation）等，皆應該被視為此類概念，因為所尋求引進的新規範，會破壞國家主權的傳統原則。同樣，開發中國家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反對殖民主義、廢除種族隔離和其他形式的種族歧視的人們，也可以被視為「修正主義者」，而殖民主義與種族歧視等等，都是昔日西方國家在其國內制度和外交政策上，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可以轉而質問，為什麼「修正主義」一定是壞事？人們的價值觀和國家權力發生變化時，為什麼要制止國際秩序的演變？
許多研究權力轉移理論傳統的美國學者，認定中國具有修正主義的特性。有些學者認為，如果中國是個民主國家，它的崛起就不會令人驚恐。在他們看來，其專制治理體系和明顯的修正主義意圖，對國際秩序構成了威脅。這些學者習慣地斷言，美國作為世界霸主，必然會堅守「現狀」，並且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個說法將中美之間的雙邊分歧，誤認為源自中國對國際秩序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侵犯。然而，同樣是這些學者（有人可能會補充說是美國官員），幾乎從不解釋他們所謂的「國際秩序」的定義，總是認為其含義不言而喻。這樣一來 ，他們經常將美國的利益與偏好，轉變成全世界的利益與偏好。
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當代中國的修正主義程度，低於美國（尤其是在川普當政時）。北京大致是遵守國際規範與法則的，其表現更像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而不是攪局者。例如，北京在平息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動盪方面，發揮了穩定作用；而在多邊的軍備管制協議方面，北京向來積極、具建設性的參與其中（例如關於伊朗和北韓的核武器計畫）；並率先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為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eacekeeping missions）作出貢獻。美國卻一直是拖欠聯合國最大筆會費的國家。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如果我們比較中美兩國在國際條約、聯合國投票表決、對外貿易與投資等等各類問題和領域的作為時，我們很難主張，中國比美國更加自外於國際共識，或更少融入國際社會之中。如果要說有什麼狀況，那就是近幾年來，中國比美國更支持國際規範、規則和制度。雖然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但中國已和其他14個亞太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中國在世貿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對它的不利裁決方面的合規紀錄，也優於歐盟和美國。
毛澤東時代曾有一段時期，中國拒絕加入國際組織、反對軍備管制協定、鼓吹自力更生的封閉式經濟、推動全球革命和叛亂活動。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斷然棄絕這些政策，如今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其他地區，甚於以往任何時候，因此它現在表明尊重其他國家主權、不干涉別國內政（這是自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 [Treaty of Westphalia] 簽訂以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中國這種180度的大轉變很重要，因為國際秩序關乎各國對「遊戲規則」的共同理解和普遍期望， 包括涉及下列事項的協議：國家自治與主權、領土完整、統治精英合法性、條約神聖性、對影響範圍的相互尊重、動用武力的規則。
相較於北京政策轉變的趨勢，我們看到一個鮮明對比：華府正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華府宣告了「預防性戰爭」的信條（例如為其入侵伊拉克辯護）和「政權更迭」（例如支援或推動在俄羅斯近鄰和在利比亞、敘利亞、阿富汗、巴拿馬、格瑞納達、委内瑞拉的各種顏色的革命）。矛盾的是，華府現在已採取質疑或挑戰其他國家主權的政策，並為自己的干預辯解（通常是以「保護之責」的名義），但只是選擇性地進行，因為它避免以直接干預方式去遏止盧安達的種族滅絕、蘇丹在達富爾（Darfur）的暴行、和緬甸羅興亞人遭到的迫害。
華府聲稱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是違反國際法，但傾向於支持台灣脫離中國。美國以維護航行自由為名，派遣海軍前往南海和中國沿海。當中國海軍能夠航行並留在加勒比海時，美國是否會改變立場，我們拭目以待。我們當然知道，航行自由並沒有阻止美國在1962年對古巴實施海上封鎖。的確，華府立場的意思是只要聽我言, 但不要觀我行。
在涉及自身主權問題上，美國向來反對國際機構對美國公民可能犯下的戰爭罪行進行調查。美國媒體顯著報導了俄羅斯干預最近美國總統選舉，但它們忽視了美國本身更頻繁、更明目張膽地干涉其他國家的選 ，至少可以追溯到1948年美國否認義大利共產黨贏得選舉的運動 , 甚至鼓勵軍隊推翻前伊朗和智利的民選政府。儘管中國的軍備計畫經常被看作是其修正主義意圖的證據，但很少有人拿中國和美國的軍費開支進行比較。2019年， 美國的軍費開支遠遠超過排名在其後的11個軍費最高國家的總和；而且在冷戰結束後不久，美國的軍費曾經和世界其餘各國的軍費總和一樣高！前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曾經問道，既然沒有任何國家威脅到中國，為什麼中國要在國防上投入這麼多錢。許多人會認為這個問題極其可笑，他們的看法無可非議。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鑑於華府近期拒絕國際協議與多邊外交的行動，若說現任霸權國家必然會捍衛國際秩序，這樣的斷言已更加站不住腳。很多人可能還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參議院拒絕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1999年，儘管柯林頓總統支持《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美國參議院卻拒絕批准。美國與中國一樣，一直不加入《禁止地雷條約》（Treaty to Ban Landmine）和國際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美國批評中國拒絕常設仲裁法院的管轄權，該法院裁定北京對南海的主權主張無效。但美國自己卻也拒絕接受國際法院的裁決 ， 該裁決譴責美國使用水雷封鎖尼加拉瓜港口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美國是極少數從未加入其他國際協定的國家之一，例如禁止將有害物質跨境運到他國的《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和《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此外，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和川普總統分別於2002年和2018年命令美國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和《中程飛彈條約》（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川普還命令美國退出多項多邊協定或機構，包括：《巴黎氣候協定》 (Paris Climate Accord)、《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聯合國全球移民契約》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遏制伊朗核武器計畫的多邊協議： 《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以及《武器貿易條約》（Arms Trade Treaty）、《開放天空條約》（Open Skies Treaty） 和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川普譴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是美國簽署過的最糟糕的協議，堅持要和墨西哥及加拿大重新談判，以獲得對美國較有利的條款。當然，國際條約是構成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沒有中國退出國際條約或機構的類似紀錄。國際組織也是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聯合國的投票表決和安理會否決票的發生率，也顯示中國和美國長期以來出現了相反的政策轉變。由聯合國成員國的投票展現出世界人民的偏好與期望，最能看出他們對於應該管理國際關係（或國際秩序）的規範與法則的共識。中國的投票向來是和大多數其他成員國的立場一致，美國則發現自己愈來愈孤立，而且和世界其他國家脫節。這一事態發展具有諷刺意味，因為美國曾召開聯合國大會為其干預韓戰辯護，並批評蘇聯在聯合國成立後的最初數十年中，經常訴諸否決權。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儘管美國經常以人權、民主的名義，無視他國的主權。華府會考慮讓全世界人民來決定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國際秩序嗎？如果一人一票 , 中國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將在這個決定中佔壓倒性多數。此外，應該是希拉蕊．柯林頓（而不是唐納德．川普）在 2016 年會因為獲得更多民眾選票而當選美國總統。華府稱讚衝擊和破壞香港立法會的抗議者是民主支持者，但譴責襲擊美國國會大廈的暴動者是煽動者和叛亂者，儘管共和黨認為這次騷亂是「合法的政治言論」。
近幾年來，美國頻頻訴諸「獨斷的單邊主義」（“assertive unilateralism”）的「強硬」政策。觀察一個國家對國際秩序的承諾時，有一項不完美但合理的指標：它發動戰爭並以武力解決國家之間爭端的傾向。中國上一次打仗， 是在1979年因邊界爭端而和越南交戰 。試問過去四十多年來，美國有多少次使用了武力？美國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件事，將列在這份清單之首，但還有較容易被忽視的案例，例如針對格瑞納達和巴拿馬的例子。美國還攻擊了塞爾維亞、利比亞、敘利亞和索馬利亞，並使用無人機殺死了其他國家的疑似恐怖分子或反對派官員，例如伊朗將軍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它甚至轟炸了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設想一下，如果中國空軍襲擊美國駐外大使館，華府會作何反應）。根據人們對國際秩序的任何合理的了解、發動「預防性戰爭」、實施法外殺戮、在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虐待伊拉克囚犯、和在古巴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對恐怖嫌疑人進行水刑和無限期拘留，這樣的作為肯定是值得懷疑的，不是我們期望的會捍衛國際秩序的國家該有的作為。
曾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如此評論：「中國是當今 [2010年] 唯一的30年來不曾向邊境外發射過一顆子彈的强國⋯⋯對照之下，美國即使是在歐巴馬 [Barack Obama] 總統平和的任期内，在2016年還向七個國家投下了兩萬六千枚炸彈⋯⋯」。如果和美國相比，中國被指控為意圖改變國際現狀或侵略行為的事例，在規模和比例上都遠遠「不如」美國。艾利森警告他的讀者，在希望中國人「更像我們美國人」時要更加小心，他寫道，在美國崛起的歲月裡，華府曾經：對西班牙發動戰爭、以戰爭要脅德國和英國（除非他們同意按照華府的條件解決爭端）、 支持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而獨立、佔領波多黎各和關島、殖民菲律賓、吞併夏威夷群島、並在西半球進行多次武裝干預。這是一個心滿意足國家的行為嗎？就像中國成語說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
誠然，如果一個國家克制自己不動用武力，這種克制可能顯示它缺乏動武能力，也不一定表明此國對現有局勢感到滿意，或在有能力耀武揚威時會繼續克制自己。因此，中國在過去這段時間沒有動用武力，並不一定表示它「心滿意足」、「不是修正主義」的國家。但反過來考慮也很重要。如果某個國家確實頻繁、明目張膽地使用武力，這肯定不是一個「滿足的」「維持現狀的」國家的標誌。美國近期的言行顯示，現任的霸權國家是可能採取修正主義的（這一點和權力轉移理論相反）。但美國的修正主義言論，卻漠視美國比中國更像是修正主義大國的充分證據，顛覆了我們對這個概念的共同理解，以致白變成黑，黑變成白。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在尼克森、福特和卡特執政時期 ，中美關係更加合作且友好，當時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更封閉，而且政府更專制。但在那些年，美國關於中國的學術論述和公眾輿論，描繪的是比今日更友善、更親切的中國——因此我的論點是（官方的）政策轉變，預示（學術上的）問題轉變，而今日美國盛行的論述，描繪的是雄心勃勃、堅定自信的中國，醉心於挑戰美國勢力和國際秩序。此外，儘管華府的論調是如此，美國目前對中國的反對，其實和中國國內的威權制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一黨專政或苛待新疆維吾爾人，幾乎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其中一些特點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改變，另有一些特點，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當時中美關係遠比後來合作友好得多）以來，甚至還有改善。
中美之間的地緣戰略競爭，近期已經蔓延到商業和技術領域。兩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導致相互課徵關稅，不久前美國還努力限制或阻止中國互聯網公司進入外國市場和獲得外國技術。華府一直在遊說其他國家禁止華為公司參與其5G基礎建設，理由是華為可能被中國政府利用去收集情報，以及披露其客戶的私人訊息。諷刺的是，德國經濟部長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曾經說，在2015年對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電話談話進行了秘密錄音的正是美國。他表示，美國也要求本國的公司提供打擊恐怖主義所需的訊息。美國指控中國從事間諜活動，但美國自身的行為，例如史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的有關國家安全局與歐洲政府和美國電信公司合作的大規模監視計畫，削弱了那個指控的力道。
結束本文之前，來談談台灣目前的防禦困境，是很恰當的。美國是造成這個困境的一個重要角色。台灣最有效的自衛方式是發展自己的核武器。美國幾度向台北施壓，要它停止核武計畫，甚至威脅如果不照辦，將對台灣實施制裁。由於缺乏核武器，台灣無法遏制中國的入侵威脅。這種情況也導致台灣年復一年依賴以高價從美國進口的常規武器，即使所購買的不是最先進的武器。這種情況自然會增加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力，尤其是考慮到華府可以隨時減少（甚至停止）對台軍售。當然，台北如果決定研發核武器，會引起北京的強烈反應，甚至可能導致它入侵。這種情況的諷刺之處在於，華府和北京其實是造成台灣今日防禦困境的心照不宣的夥伴。再者，華府顯然已將加強台灣防禦的目標，置於更重要的防止核武擴散的目標之後。當然，如果台灣擁有核武器，就不會像現今這樣依賴美國的保護。
回想一下，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放棄其核武器換取莫斯科和華盛頓的安全保障，這是其目前安全漏洞的重要原因。此外，美國聲稱伊拉克正在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為其入侵該國辯護。事實上，美國之所以進攻伊拉克，正是因為它知道巴格達沒有這種武器 , 不會造成大量美軍傷亡。相較之下，它沒有攻擊北韓，正因為平壤擁有核武器。從這個觀點來看，伊朗今天當然不會願意放棄其核計劃。德黑蘭肯定記得，在格達費（Muammar al-Qaddafi）邀請國際檢查員證明利比亞沒有核武器後，美國及其北約夥伴開始攻擊利比亞，而以格達費的死亡告終。這一切都顯示，人們對於官方言論以及本應客觀的學術分析，需要抱持懷疑態度。
學者們參與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解釋，例如美國盛行的關於修昔底德陷阱和權力轉移的論述就是明證。儘管有大量證據顯示，中國仍然很容易受到美國力量的影響或傷害，在取代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强國的能力方面也存在重大障礙，但美中的權力轉移正在進行 （或即將發生）的看法，持續吸引著學者和公眾的注意力。崛起的中國正在趕上（甚至超越）美國的論述，試圖建構政策議題並塑造公眾的辯論，使一些政策顯得合法合理，其他政策則更加令人反感，甚至顯得荒誕不經。盛行的美國主流學術論述，為美國官方意圖阻止中國崛起的聲明和行動，增添了合法性。官方政策也相應地影響學術論述和分析，從而在兩者之間形成回音室（echo chamber）效應（或稱同溫層效應），彼此的觀點相互支持並强化， 聽不到反駁的聲音。學者們有時會輕易地轉移他們的研究問題與假設，對於自相矛盾的情形，毫無明顯的不妥之感。權力轉移、問題轉移和政策轉移，往往會形成一個相互支持的囘饋迴路（feedback loop）。這種互動構成了想法一致且壓制不同意見的情況，從而導致真正的政治危險和政策錯誤。 （相關報導： 陳東豪專欄：習近平畫「紅線」考驗美日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傑出教授，長年關注及撰述分析美中台三邊關係，最新著作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甫於去年底出版的《雷聲隆隆》（Rumbles of Thunder: Power Shifts and the Danger of Sino-American War），這本書解說大國的權力轉移，如何在最近數年升高了中、美爆發戰爭的危險, 而在這兩大國的劇烈衝突中，台灣將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侯秀琴為專業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