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國恩於2020年6月發表的報告《不孕、子宮內避孕器和強制節育：中共在新疆壓制維吾爾人生育率的行動》（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 The CCP’s Campaign to Suppress Uyghur Birthrates in Xinjiang）指出，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2018年新疆的絕育手術數量暴增，同年新疆安裝的子宮內避孕器數量占全國的80％。近年來，中國各地都放寬了生育限制，絕育手術和安裝避孕器的數量一直在下降，但新疆南部卻異常增加。鄭國恩因此認為，基於《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滅絕種族罪公約》）第2條（d）項規定「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之生育」，新疆的強制生育限制相當於「種族滅絕」。
這份報告一出，在美國社會引起極大震撼，連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都表示「令人震驚」，在一個墮胎議題經常成為政治攻防的國家，許多人對這個問題相當敏感，更不用說反對絕育手術的保守派，當絕育變成強制性時，甚至在所謂的左派當中也出現批判的聲浪。
另一方面，中方反駁這些說法是無稽之談。中方的說法是，漢人原則上只允許生育一個孩子，而新疆的少數民族則特別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多生孩子是違法的，因此政府決定嚴格執法，消除高生育率的貧困戶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這樣「恐怖主義」和貧困就會消失，婦女將從生產和育兒得到解放。關於這點中方也是以「反恐」、「脫貧」等政策邏輯自圓其說。
從西方的價值觀來看，中國的主張沒有說服力，西方社會不能理解為什麼政府要干預人類生殖，為什麼中國政府有權限制神賜予孩子的數量，這正是新疆當地穆斯林在還允許抗議的80年代和90年代所做的批判（見第三章），雖然穆斯林是受到伊斯蘭價值觀的影響，但在歐美現在已成為一種結合了基督教價值觀和自由自決權理念的主要論調。
當然也有人反對這種對中國的批評論點，有一方指出，接受絕育手術，可以獲得例如養老金和孩子上大學等福利的經濟誘因。當然，就中國社會的一般共識而言，可以從這樣的經濟誘因解釋絕育手術的增減原因，但對於已經超生孩子的家庭，目前尚不清楚絕育是否也同樣能享受這樣的福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墨玉名單」中，近一半的拘留原因是超生，巧合的是，2017年至2018年期間，墨玉地區陸續關押大量人員之際，正是絕育手術暴增的時期。絕育手術的暴增，可能是為了減少家人被監禁的罪行，或者至少免於日後的監禁，而願意遵守法律。如此一來，絕育手術的激增就與對拘禁的恐懼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