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現在人對權利這麼在乎，但根據政治學家傑拉德．羅森堡（Gerald Rosenberg）的說法，很多美國人都不太了解「不可剝奪的權利」到底在講什麼，也不知道它應該要澤被天下。羅森堡指出，大部分的人都把權利等同於一己偏好，他們之所以主張權利，通常都是為了幫自己的利益找理由，對於不相干的權利則毫不關心。因此只要不礙到自己，美國人當然很願意縮限重要的權利。羅森堡看過各種民意調查後做出結論：「美國人認為新聞自由的權利就只是可以報導人民喜歡的東西。如果大眾不喜歡這些內容，報社就不該有權發表。」至於言論自由的部分，他發現「美國人既堅定致力於抽象的言論自由，又強烈反對不受歡迎的群體享有言論自由」。他認為這兩個狀況都「為『權利只是偏好』的想法，提供了大量實證性的依據」。多數美國人很顯然沒有特別認同普世性權利的原則。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就很難想像有哪裡的人會熱衷於追求不可剝奪的權利了，畢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有這麼豐厚的自由主義傳統。
最後的可能是，自由主義普世論的一面並不像支持者相信的那麼有力；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的重視，並不如自由派所相信的那麼令人信服，甚至有可能完全說錯了。這種認為權利意義有限的看法，會直接影響到自由社會裡維持和平繁榮的兩大機制：容忍和國家。公民愈尊重個人權利，就愈容易推行容忍，和平解決衝突，國家也就可以少花點功夫維持安定。但如果人們不太尊重權利，容忍就很難推行，國家力量對於維持內部和平也就更為重要。
威權主義的誘惑
反對自由主義的主張很多，但最嚴重的還是威權主義，若不加以處理就可能帶來災難。多年前，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就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了這個敵人。我不認為這篇文章真有找出自由主義的致命弱點，但它的確解釋了為何自由主義政治要樹立並維持秩序會困難重重。
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每個國家內部對於社會基本原則的看法，總會有些無法調和的差異，造成國內各個陣營會爭相競奪權力。前面提過誰來治理國家非常重要，因為掌權的陣營可以制定規則；不管在哪個社會裡，制定規則的人都可以決定好一部分美善人生的內容。國家不可能只充當各對立陣營之間的裁判。政府一定會由某個陣營或陣營聯盟來掌管，而掌管的過程就會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
所以在自由民主體制下，每個陣營都有強烈的動機爭取執政，不讓對立陣營贏得權力。在中東地區，這現象常常變成「一人一票一生一世」（One man, one vote, one time）。讓事情這樣發展的邏輯有二。首先最明顯的理由是，掌權的陣營可以制定規則，從此不必擔心對立陣營會在未來的選舉中贏得權利、重寫規則。此外，每個陣營都有好理由認為其他陣營了解這個邏輯，因此只要信任其他陣營，就可能會被吃乾抹淨。在其他陣營出手以前，先把國家力量永遠搶到手中方為上策。就算彼此對立的各個陣營對自由主義本身沒有敵意，這種行為也會摧毀自由民主的體制，而且它似乎無法避免。
不過，自由民主也未必會因為這種誘因結構就註定完蛋。只要運作完善，自由主義國家還是會有某些要素來防止崩潰。雖然這或許也只是陣營之間一觸即發的僵持，但以下五個條件結合起來，還是能緩解這個問題。
第一個要素是不同陣營之間平衡權力的行為。如果沒有哪個陣營特別強大，那麼對任何陣營來說，嘗試奪取國家都不是明智之舉，因為這幾乎一定會導致內戰。就算有個陣營特別強大，它也有本錢遵守規則、連選連任、以自己心中最好的方式長期治理國家，而不需要建立永久政權。唯一的危險局面，是有某個特別強大的陣營認為自己會逐漸失去實力。這會誘使他們在下台之前破壞自由民主體制，這個道理就像是所謂的「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不過就算發生這種事，對立陣營也一定會平衡這個衰落中的強大陣營。
第二個條件是各個族群之間要有身分認同交集（crosscutting cleavage），而這也是自由主義國家裡常見的現象。多數人對政治的看法都是來自錯綜複雜的利益。同時各式各樣的議題也會催生不同的陣營，因此社會上的陣營也不會都跟同一個議題有關。這兩件事加在一起，意味著大家多少都會在某個議題上站在相同陣營，又在別的議題上站在衝突的陣營。結果就是不管哪個陣營想要奪取國家、終結自由民主，實行起來都會非常複雜。
第三點借用涂爾幹的話來說，就是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自由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多樣性，讓經濟變得高度相互依賴。所有人在經濟層面上都是徹底交織在一塊，必須仰靠其他公民才能舒服過活，最重要的生存也是同理。萬一有個陣營想要征服全國，就很可能爆發內戰，摧毀這種連帶並重創整個社會。
第四個條件是國族主義。自由民主國家說到底，還是擁有深度文化根基的民族國家，公民之間同樣的習俗和信念可以化解彼此之間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信念，至少對多數人來說，一定是普遍堅信自由民主的價值，特別是屬於自己的自由民主國家。換句話說，自由也是民族認同的一部分。公民同胞對於社會的基本原則，仍然會有重大的差異，社會也不免分成許多陣營。但是把自由民主當成民族認同的一部分，這種信念也可以是一種社會的黏著劑，而這是自由民主之理論本身所辦不到的。
第五點是「深層政府」（deep state）。自由民主國家跟所有現代國家一樣高度官僚化，有著眾多由永業文官組成的大型機構。有些官僚機構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國家不受內憂外患所擾，因此必然會有可觀的權力，才能捍衛既有的政治秩序。這些機構多半能獨立運作，不受政治干預，所以多半不會支持特定陣營。比方說，英國公務員對保守黨和工黨政府就同樣忠誠。不過有時候官僚國家也會被某個陣營所把持，一九三〇年代的納粹德國就是一個例子。
最後，以上的制衡要素，至少有三個會隨著時間漸漸增強，因此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應該會比初生者更為堅韌。時間愈久，社會的成員就會更加相互依賴、更受國族建構影響、深層政府也會更加有力。因此內部陣營之間的競爭，並不代表自由主義國家註定分崩離析。
然而放到國際層面上，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作者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專研國際關係理論與美國外交政策，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攻勢現實主義」補充了傳統現實主義理論，其思想受決策圈與學術界極高的重視，奠定其國際關係學界的大師地位。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大幻象：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實》（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