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國務院訓令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就聯大設置研究委員會之議，重予評估。史蒂文生對中華民國到表決關頭強烈反對設立委員會，很不滿。重要問題案於12月1日即將排入大會議程，但至11月29日為止，美方未能徵得其他國家連署研究委員會，美國代表團遂決定不提出。12月1日，聯合國大會開始討論中國代表權案，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義大利和哥倫比亞五國共同提出，依照憲章第18條之規定，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之提案為一重要問題。12月15日，大會表決五國決議草案，以61票贊成，34票反對，7國棄權，通過第1668號決議。[35]對此，1961年12月31日，蔣介石在全年反省錄中說「對美與聯合國代表權及偽蒙入會等問題，乃為我國十年來最激烈，最艱難的，亦是最大或是最後的一次。經過本年這一鬥爭，或將步入較能寬緩之地步乎？」[36] 事後看，蔣高興的太早了。
第16屆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由緩議案改變為重要問題案，使中華民國力保代表權，直到1971年為止。當年美國提重要問題案時，蔣介石知道這是最後一道防線，只能達到拖延的目的，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然而，為確保重要問題案得以順利通過，蔣介石還是放棄否決外蒙入會，寧可「喪失國格」而對現實屈服。反觀美國，甘迺迪對共和黨投鼠忌器，白宮和國務院政策不一致，缺乏內部協調和細膩操作，對蔣介石步步遷就。從臺美交涉的角度看，蔣介石在戰術上是成功的，贏了甘迺迪政府一仗。
但是，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卻是錯誤的，最終輸掉了戰爭。1961年，國際環境對中華民國有利，中共與蘇共剛剛決裂，聯合國會員國承認中華民國有50國，承認中共有35國，但大多數會員國願意同時容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會員，美國試圖趁機根本解決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一方面確保中華民國的席次，一方面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魯斯克拋出「兩個中國」的試探，要蔣介石抉擇：採取「如非全璧，寧捨勿取」的態度；還是不論情況如何演變，仍堅守聯合國會員國的地位。這是處理中國代表權很好的契機，然而蔣介石並沒有善加利用，他顧慮衝擊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而錯失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但是，後人「事後諸葛亮」，可以批評蔣介石「從長遠觀之，欠缺深謀遠慮，終導致優勢易位」，卻似乎有歉公允。[37]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發生災難，內外實力每況愈下，而蔣介石正信心十足地策劃反攻大陸，他判斷自由世界「應對中共增加壓力，而不應抬高其聲望」，當時有這種看法也是見仁見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