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會參加這些民主活動，不過大部分都是隱身在幕後默默支持，主要是因為我太太月桂是公費生，而且也有想到之後要和太太一起回臺灣教書，不想惹不必要的麻煩。其實我在擔任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之前，就經由郭倍宏的介紹去參加獨盟的相關活動，那過程中又先後認識了洪哲勝與黃再添等人，所以基本上我對獨盟的人事物算是有一定的了解。至於我後來會公開參加並接下獨盟職務的契機，是因為自己在接到境管局第二張不許入境的公文後，才決定於1989 年獨盟改選之際正式投入這些活動。
海外的民主活動與台獨運動，其實很難刻意區分，一開始我們都是透過同鄉會的活動，後來才有環保聯盟、人權協會等，透過這些活動與台灣島內同步呼吸。例如李界木比較重視環保議題，所以他在海外就會參加比較多的環保活動，而許瑞峰就比較重視人權議題，兩位也都是台獨聯盟成員。當時我們很多人都是採取這種方式，讓政治運動透過社會運動來擴大參與面，像我一開始參加的是台灣學生會，後來才在紐約加入台獨聯盟，我的介紹人是洪哲勝跟黃再添，剛開始也都是秘密活動的方式。1989 年台獨聯盟美國本部改選之際，郭倍宏擔任主席，而我是副主席，才正式公開投入台獨運動。
在我簽證延長被拒絕之後，我也透過很多管道去亞特蘭大、Washington DC 等代表處申訴，都沒有結果，後來就收到拒絕入境的正式公文。2000 年政黨輪替後，我還曾派駐DC擔任副代表，也讓人感覺到台灣民主政治變化之大。當時簽證被拒絕，是有耳聞說在亞特蘭大有位人稱趙校長的人物去打小報告，未經求證的消息指他是海工會背景，但我們要對抗的是國民黨威權體制，而不是個人；他可能也是奉命辦事，所以我們不也不會去追究個人，釐清事實就好。
由於參與《臺灣學生》雜誌的出版與後來擔任獨盟職務，所以我早就有心理準備會被國民黨政權列為「黑名單」了。這期間我一直想辦法透過正常管道申請回來臺灣，連臺大聘請我當醫學院客座副教授的聘書已經送來，仍舊無法被許可回到臺灣。於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深思熟慮之後，決定用自己的方式回到臺灣。在策劃回臺灣之前，我已經把房子、車子等財產手續都過繼到太太的名字下，做好應該要做好的準備。當然這個返臺的決定，太太與孩子們會很擔心，也想過自己可能一回到臺灣，就馬上被抓到以刑法一百條叛亂罪處刑，坐牢是一定會坐牢，但是不知道會被判多重，而且我也做過最壞的打算，就是在臺灣的期間會被相關情治人員給做掉，落得離奇死亡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