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學時，加入國民黨，當時也受到很深的黨國思想影響，但我退伍後就讀研究所以後才開始轉變。為什麼會發生思想轉變，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就是「中壢事件」，我發現當時報紙的報導怎麼跟事實有這麼大的出入，顛倒是非。 所以我退伍後，讀研究所並擔任記者後，幾乎整個人就都是黨外思想了。
當時《中央日報》和《青年日報》都一面倒地拉抬國民黨桃園縣長參選人歐憲瑜，可是最後選舉結果卻大翻盤，而且因作票事件還發生火燒車的群眾抗議事件，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件事，等於是暴動！《臺灣時報》後來訂閱量銷售還不錯，聽說也是因為報導「中壢事件」的客觀立場，獲得群眾與讀者的認同。
吳基福先生雖然是第一屆增額立委，但是作為一位南部仕紳，我想反國民黨威權的態度是一定有的，所以他才會開辦《臺灣時報》，也會維護言論自由的價值，至少我在擔任記者的時候，稿子從來沒有被刪改過；不過當時要發行報紙應該屬於特許，可能也是因為他立委的身分，才有辦法拿到發行報紙的執照。當時醫生的收入很好，所以才有能力來辦報紙；但是據我所知報社前五、六年都處於虧損的狀態，就是因為「中壢事件」的報導客觀中立，自此以後報紙的發行量才穩定成長，財務才打平，這是我在報社裡聽到的故事。雖然我是醫藥記者專業，但是報社特派員蘇墱基先生都會派我去採訪重大的政治新聞，我想可能是我對政治事物也具敏感度。
在那個民主的狂飆時代，幾乎重大事件報社也都會要我一起加入或是指定我去報導採訪，例如1978 年12 月時任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的克里斯多福（Warren Minor Christopher，1925－2011）等人要來臺灣處理台美斷交事宜，抵達松山機場的時候，遭到示威民眾向他們丟雞蛋、石頭的狀況。當時，我也負責採訪此事件，當時群情激憤很多民眾走上街頭，相信黨國機器也有動員，但民眾自發性參加也有，很難區分哪些群眾是動員而來、哪些不是。當時的媒體，並沒有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是後來我們從歷史材料去研究才發現說，這些群眾有可能是蔣經國動員而來的，要給克里斯多福一點顏色瞧瞧。
在美國的生活
到了1980 年我拿到臺大公共衛生學研究碩士學位之後，和我的太太黃月桂一起到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公共衛生學院深造，拿到碩士後考量到經濟問題，就改申請到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醫療經濟學攻讀博士學位。
剛到美國的時候，美麗島事件才剛結束不久，民主化運動的效應還很澎湃，再加上林宅血案和陳文成等事件的衝擊，包括我在內，其他關心臺灣本島的海外人士也跟著激進起來，很多人逐漸開始思考未來臺灣前途的問題。當時由於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聯合的台灣同鄉會立場比較傾向獨派，而我在讀哈佛的時候，就很自然的開始碰觸獨立思想並參加這些相關運動。後來我到北卡讀書的時候，因為參加同鄉會的關係，自然而然就認識了郭倍宏等人，而且那時候也很常找像是許榮淑、周清玉與田媽媽等臺灣民主運動的先進來美國巡迴演講，於是藉由這些活動，有相同理想的同學就這樣很自然的會聚在一起。總之，在北卡羅來納州當地有像是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NC State）與偏數理、文史學科的北卡大學（UNC）等學校，校園裡有很多臺灣來這裡讀書的孩子，都對民主運動有一定的熱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黨政府就很擔心我們這些海外學生會有「反政府活動」，於是派了很多國民黨職業學生在旁監視著，而這期間剛好發生了北卡事件27。就此事而言，為什麼林國慶與郭倍宏會發動？就是因為當時有職業學生在做通風報信，職業學生先用某位教授用的信封，把學生參加台灣同學會的活動，密報到紐約的安全相關單位，但是不知道是臺灣政府還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信箱被封閉停止、或是職業學生把連絡方式貼錯或是出了什麼其他問題，我自己在猜想應該是職業學生太緊張而貼錯字，因為他不敢用普通的信封而是用教授用的信封，而且裡面要報告的字也是一字一字的剪貼出來的，總之最後就被退回到教授研究室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