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列入黑名單之後，跟台灣家人的聯繫主要還是透過電話跟書信，因我知道家裡應該都被監視，所以我不會跟家裡的人說在美國的台獨活動，父親問起，我都回答：「沒有啦！」。記得有次與父親通電話，他輕描淡寫地告訴我雜事不要管太多，我也心照不宣；當時管區或是不明人士，也會偶爾出現在我家前埕和門口魚池附近。我父母沒有到過美國探望我，倒也不是被禁止出境，而是當時家裡環境不允許，我也只是個學生沒有經濟能力。我擔任警官的二哥，倒是有來美國看過我，我猜想他可能是奉命行事；可能也因為我的關係，導致他升遷比較慢。
被捕前後的經過
闖關回台是台獨聯盟安排與策劃的，我當時是冒用Jeff 的護照入境，基本上我跟郭倍宏算是第一批突破「黑名單」，「闖關」回到臺灣的人，不過郭倍宏是回來臺灣之後又出去，然後又換我回來台灣，但我的戰略是既然已經到達臺灣就沒打算再出去了。至於為什麼是由我們打頭陣，第一點大概是依據每一個人的狀況與目標不一樣所做的打算，第二點是我們比較年輕有充沛精力，那第三個原因是自己當時離開臺灣已經十年左右了，雖然這期間我會去辦雜誌，支援參與海外臺灣的民主運動，但其實我們都曉得，不管我們再怎麼參與活動與討論臺灣發展相關議題，主戰場絕對是在臺灣，一定要在臺灣實際參與，才有辦法推動臺灣民主與主體性等相關改革。
關於要如何安全的「闖關」回到臺灣，我首要信仰的哲學就是以非武力抗爭的目標來串連全臺灣，我所說的「非武力抗爭」，信仰來源是全世界各地民族獨立運動，特別是甘地、曼德拉和金恩三位領袖。從他們的相關書籍，認識到他們為了爭取人權自由與民族自主所做的奉獻與犧牲。雖然當時台獨聯盟主張武裝鬥爭，但也不排除非武力方式；當時加拿大的林哲夫組織「城鄉宣道事工會」（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也跟台獨聯盟、基督教長老教會林宗正牧師聯繫。其他各地的獨立運動，北愛爾蘭獨立運動、越南的胡志明，甚至是中國的毛澤東，這一些故事多多少少有些影響。
我不做任何激進的行為，但這不代表說我都躲起來沒有動作，我平均一個月一定至少要出來外面一次，例如當時第四台已經開始營運了，就可以事先拍攝錄影帶再拿去播放，那有一位名字叫邱國禎的記者他也不怕死，就常常對我做錄影帶專訪，有時候我們就約在花蓮、臺東等地方進行，我記得那時候的專訪，很多一同聚會的朋友都相當興奮，因為他們碰面的是我這個國民黨通緝的要犯，而且當時臺灣人都很衝、很勇敢又很熱情，所以大家知道有這樣聚會的消息之後，都會想要見面互相鼓勵或者交換意見，那聚會的期間，或許有些人會因為太興奮而不小心跟會外的他人分享說：「我剛剛和李應元見面吃飯……」之類的話，所以當時我們就先有個君子約定，除了對我們聚會的行程保密之外，還規定說一定得確保我個人離開該地五個小時到達西岸之後，他們才能夠就地解散，否則從東部往北回到西岸，基本上只有一條蘇花公路可以走，真要被抓到是無路可逃的。
